“士风”是这样被败坏的

　　晨报：既然都是误会，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解释清楚呢？

　　汗青：因为明代到后期，士大夫文化已发展到变态的地步，无事不以道德说事，根本不研究经济、社会、学问等，成了“道德原教旨主义”，比如黄道周、刘宗周，国家危亡若此，他们整天想的却是如何沽名钓誉、自我修炼。明灭后，因对南明的继承人是否合乎礼法规定见解不同，便拒绝称臣，虽后来绝食而死，以保持名节，但这样的士大夫于国于民有什么用呢？简直就是废物。在这种极端的氛围下，大家都在忙着互相指责、自我辩白，怎么可能坐下来谈事情？

　　晨报：为何明末士风如此不堪？

　　汗青：这与宋明理学的压抑过度相关，压抑越大，戾气就越重。理学本身与现实生活之间存有差距，很容易形成冲突。从理学的角度看，为官要清廉，可是以明代官员收入之低，清廉者又怎么养家呢？缺乏现实基础，信仰就会动摇。正是因为明中后期士大夫普遍失去了信仰，心学才得以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心学更能与当时的环境相协调，但心学与现实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信仰与现实相乖，从根本上败坏了明末士风，一方面，是对道德追求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发展成了“道德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文人完全丧失了道德底线，心口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党同伐异，不择手段。

　　晨报：您的意思是，不合实际的道德信仰必然导致“士风”的败坏？

　　汗青：是的，明清之际，许多东林党人表现得很有民族气节，但问题是，他们往往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实现党派的政治目的做了很多卑鄙的事情。比如马士英战死，黄宗羲在写《明史》的时候，故意写成：据传说，马士英投降不成，被清军斩首。其实，黄和马士英是同时代人，黄完全可以咨询当事人，这绝非难事，但黄宗羲故意这么干，是因马士英是“阉党”，要让他“遗臭万年”。像这样歪曲历史的损招，在《明史》中比比皆是，给人以这样的错觉：明亡于“阉党”，东林党人都是好同志。这就开了恶例，《明史》中充满圈套，很容易上当。

　　晨报：为一党私利而篡改历史，后果如何？

　　汗青：让士大夫阶层整体失去了担当，当道德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时，人们再也不相信道德，反而出现道德荒漠化的情况。明代有“京察”制度，不合格的官员将被罢黜，此前“被革职”是件很丢人的事，可自从东林党人暗箱操作、排斥异己后，被贬官员便面无愧色，他们知道，那并非意味着他们做错了什么，只是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罢了。

　　明到思宗则必亡

　　晨报：官员无愧疚之心，则明亡不可避免？

　　汗青：是的。明末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彻底崩溃，官员们无廉耻、无操守、无坚持，要么在道德上自我标榜，要么就是不顾大厦将倾，贪腐、内斗不休。黄宗羲说“天崩地解”，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当信仰体系崩溃了，那么，“地解”只是必然的结果。

　　晨报：可为什么有作为的崇祯反成了亡国之君？

　　汗青：历史充满偶然。清军入城时，崇祯带着几个太监准备逃走，结果门闩太重，太监们抬不起来，只好又折回皇宫，自杀了事。历史是由多个条件构成的，改变了其中一个条件，历史会如何？这很难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假设一下，崇祯逃到南京，那么南明内部分裂的情况可能出现吗？崇祯最恨党争，此外他有足够的权威，这样，东林党人为了一党私利，妄立太子的行为就不可能成功，那么，历史会不会重写呢？历史充满偶然，但信仰崩溃，明亡也是必然的，所谓万历之后明必亡，因为万历时期的懒政，导致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已被彻底毁坏，崇祯再有作为，也不可能挽回颓势了，悲剧是早晚的事。

　　大规模殉难为哪般

　　晨报：既然道德沦丧，为何明亡时会有那么多人殉难？

　　汗青：明亡时如此大规模的殉难，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因为明代“道德原教旨主义”盛行，对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了解权力斗争的真相，所以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还是很强的。在殉难者中，南方比北方多，因为南方远离权力中心，人们不了解真相，更容易受到家国情怀的感召。而北方地区见证了明末官场的腐败，所以对“道德原教旨主义”持怀疑态度，人们更倾向于犬儒主义，殉难者反而少。出于同样的原因，明末平民殉难的多，官员反而少，像侯方域等还投降了清朝。

　　晨报：北方殉难人数少是否也与北方农民起义较多有关？

　　汗青：有关系。北方民生凋敝，而南方相对富庶，道德信仰的约束力相对会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