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受访者愿签生前预嘱 法律无支持未禁止能走多远(4)

　　现实推广

　　法律风险大困境多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向记者介绍，按照“我的五个愿望”的要求，需要确定两个帮助人，并且这两个帮助人要在纸质预嘱上签字；在病人临终出现预嘱中所写的情形时，他们要能作出最终决定，并向医生出示预嘱。要最终实现自己的预嘱，立预嘱时要和家人充分商量，取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提起帮助人，李兰告诉记者，拟好预嘱至今，已有3年时间，她只得到了弟弟的签字。

　　起初李兰认为，自己的儿子也在预嘱推广协会做志愿者，始终默默地支持着她的工作，应该能成为她的帮助人。她曾几次找儿子商量，然而面对母子深情，儿子却始终无法下决心签字支持母亲的预嘱。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患者本人不清醒的时候，医疗决定由近亲属作出。”郑雪倩说，家属不能遵循病人的意愿，有的是出于亲情和孝心；也有的是基于其他想法，比如病人有一定的退休金，只要病人没有离世，就能得到这些待遇。

　　顾晋坦言，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面临两难的选择。执行预嘱没有法律依据，医生必须遵从病人家属的意愿。病人和家属一致强烈要求不抢救的，不插管、不用大量的药物是可以的，但医生还是会给予病人最基本的输液等必要的支持治疗，完全放弃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医生遵循预嘱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邓利强分析，法律规定医生应为病人提供恰当的医疗。而医生执行病人预嘱时，给予病人的治疗和一般的规范治疗存在一定的差距，有可能被认为没有尽到医生应尽的职责。这时医生就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为了避免引起与家属的纠纷，医生只能选择保护自己，遵从家属的意愿。

　　“对于医生来说很困惑，一边是病人的意愿，一边是法律的要求，另一边是生命伦理原则。最理想的状况是，病人有预嘱，并且家属向医生展示；医生告知病人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放弃治疗的后果；病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都在预嘱上签字；这时医生才敢遵照预嘱执行。差一个签字，就有可能导致诉讼。”邓利强说。

　　“即使面对一份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都签字的预嘱，对于医生而言，也很难判断执行预嘱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目前，预嘱很难大范围地在患者临终前应用。”邓利强补充道。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还发现，预嘱也不能通过公证的方式得到确认。“目前只接受遗嘱、遗赠的公证。遗嘱只能涉及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我们不接受对自己的生命权作出处分的公证。”公证业内人士贺女士告诉记者。

　　郑雪倩说，预嘱尚有太多条件需要明确，如病人需要说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放弃治疗，放弃何种治疗；医生需要详细告知放弃救治会出现的后果，医生以什么程序告知；病人及家属需同意承担这种后果并签字，哪些人签字等。

　　梅夏英也认为，法律对预嘱引导应持谨慎态度。从普遍性的角度讲，后果很难控制，各种各样的预嘱如何界定，预嘱的必要性、病人自愿与否很难考察，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

　　“真到那个时候，我想儿子应该会理解我吧，他应该会帮助我实现预嘱吧。”虽然不十分确定，李兰仍希望自己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李兰、韩医生为化名)(记者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