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记者近来调查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了秘书的不少肮脏活动。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委原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海峡都市报》、《瞭望》1月13日)

　　秘书干政、乱政已成腐败一景，“秘书成了腐败易发人群”在于其掌握着失控的隐性权力。在一些地方，秘书被称为“二领导”，有的学者则认为一些秘书拥有一种从领导干部那里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

　　但无论秘书“狐假虎威”还是充当权力掮客，乃至赤膊上阵，直接扮演权力的行使者，都是因为秘书依附着的领导干部掌握着权力。如果没有领导的权力让渡，哪有秘书的隐性权力？

　　由此，便不能不提当前一些官员的拐杖化生存。根据中央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职秘书。然而，当今秘书之泛滥，近乎官场一景。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潘守理提出，应严控党政机关秘书——当前党政机关所设的办公室等机构干部过多，秘书不但负责工作安排、来客接待、讲稿起草等，还兼顾领导生活安排，给人民群众留下当官的高高在上的印象，与共产党的宗旨相去甚远。一些不够级别的官员热衷于配备秘书，一方面是权力虚荣，把配备秘书当做身份和待遇的象征；另一方面是拐杖化生存的需要，离开秘书就寸步难行，无法生存。

　　正如中央党校教授肖立辉所言，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管是日常杂务还是工作统筹等，全由秘书代劳，久而久之，秘书成了“拐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就对一些官员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现如今，一些官员越来越“拐杖化”，不仅稿子由秘书捉刀，连一些日常事务也托付给秘书处理。

　　因此，官员的依赖让秘书分享和延伸了一部分权力。随着拐杖化生存的加剧，秘书越来越深层地介入官员的政治运作和现实生活——已伏法的成克杰当年密谋和情人李平结婚时，其秘书周宁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还为他们出谋划策。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活动也有秘书参与。在腐败同盟中，官员权力必然要让渡给秘书。当然，秘书拥有权力，还与秘书本身的权力冲动有关，曾有人如此形容秘书工作——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一些秘书“志向远大”，怎甘局限于此？有人之所以挖空心思地给领导做秘书，就是要图仕进。

　　有人说，领导干部权力越大，秘书“含金量”就越大。也有人说，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当前，对一把手往往监督缺位，作为一把手的秘书，也往往享有“豁免权”。某秘书落马后，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

　　一个正派、廉洁而有原则的官员会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不会放任秘书狐假虎威。因此，要杜绝秘书的隐性权力，乃至减少秘书腐败，唯一出路就是管好领导的权。对于官员自身来说，一方面要减少秘书数量，放弃拐杖化生存；另一方面要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对于秘书来说，则应恰当定位，不可越权，更不可产生权力幻觉。(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