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机干预”陷尴尬：屡和受访者不欢而散(3)

　　热线电话面临无人知晓的尴尬境地

　　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还面临的另一重困扰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热线的存在。

　　“我们平均每天的接线次数大约是50次到100次。”李献云说，这其中，有8成来访者是通过网络得知该热线的，剩下两成则是通过电视、广播或熟人介绍等渠道得知。

　　据李献云介绍，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经费75%来自政府，20%来自医院，5%来自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但经费中并不包括宣传推广的费用。

　　“因此，只能依赖主动联系医院的媒体和相关机构网站对热线进行宣传。”李献云说，有时，热线职工也会随机走进回龙观医院附近的社区、公园分发宣传热线的折页，并现场解答少数居民的疑问。但这种社区宣传，每年也只有六七次。

　　林昆辉从台湾带来的完整的“热线行销”模式，则与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宣传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希望24热线”的全国志愿者报名简章中，热线除要招募大量志愿者担任热线咨询员外，还面向全国招募宣讲员，这些宣讲员将直接面对老人、抑郁症患者等高危群体，并经常在小区、机关、社团、企业、地铁等场所进行免费宣讲。

　　此外，“希望24”还积极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其志愿者团体里专门设有媒体传播部，负责新浪博客、播客的维护更新，同时，每月都对外公布其咨询情况的数据。

　　除了通过热线对自杀行为进行干预和防范，“希望24”还积极拓展线下渠道。今年9月以来，“希望24”小丸子剧团开始在上海的各个小学进行公益演出。这个专门为进行学校生命教育而组建的心理剧团，跳出传统的说教模式，以心理剧的形式告诉学生该如何进行自身情绪管理，对孩子们进行寓教于乐的防自杀教育。

　　“希望24”这些积极“走出去”的策略，也让热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地区小热线存活有难度，我们想做一条串联全国的热线”。林昆辉说，目前，“希望24”已经开始在北京、深圳、河南等地筹建分站。

　　但林昆辉也有困扰。

　　“我们把这种模式带到大陆来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注册。”林昆辉说，NGO组织需要一个政府部门相关领域的挂靠单位，完成在民政部的注册，才可以合法地接受企业或个人的捐助，或从基金会筹募项目资金。“但与台湾民政部门为NGO组织分配挂靠单位不同，大陆民政部要求我们自己寻找挂靠单位。”林昆辉提到这里有些无奈，“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单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

　　林昆辉说，“希望24”从2012年底就开始尝试注册，但一直都没能注册成功。没有注册的NGO，在接受捐助时也就没有法律的监督和保护。“我不想让别人质疑热线资金的透明性”。林昆辉说，这也正是他个人负担热线全部开支的最大原因。

　　热线发展需要政府做坚强后盾

　　“希望24”的境遇似乎也印证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创建人王行娟的看法。她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想得到更好发展，必须依托政府的介入和帮扶做坚实后盾。

　　这位已有88岁高龄的老人告诉记者，国外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主办方比较多元，民间组织、教会和政府都有自己的热线，但只要是危机干预热线，就一定少不了政府的高度参与。

　　“东京的危机干预热线就是由东京政府开设的，每家每户的电话黄页里，都能找到该热线的号码。”王行娟介绍说，在日本，热线与公安机关、救援队之间有一套反应及时的联动机制。热线督导师一旦发现有蓄意自杀倾向的高危来电，接线员会立即根据电话号码确定来电者所在方位，并立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由救援队员直接进入来电者家中进行现场干预和救援。

　　王翠玲也接过这样的高危来电，那时候，她参加接线工作还不到1年。

　　“来电者当时已经割腕，我真是既紧张又害怕。”面对如此紧迫的状况，王翠玲压制住自己的慌乱，并努力开导伤者放下心理包袱，一步步指导她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

　　“但能做的只有这些了，挂断电话后我还一直惦记着她的情况。”王翠玲说，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在接到高危来电后，会在24小时之内对来电者进行回访。“但回访只停留在电话形式，来电者如果不接电话，热线也无能为力。”

　　王行娟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仅靠热线挽救高危自杀者的生命，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政府介入程度非常低，这就导致了热线的干预程度也比较初级。”王行娟说。刘思维 记者 李林 实习生 邰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