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凉山童工：没钱读书 打工比在家轻松赚得还多(3)

　　“忙活一年只够吃”

　　得知鲁甲已在东莞顺利上工时，鲁甲一家正围着火塘在吃晚饭。

　　这是个五口之家，鲁甲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姐姐17岁，已经嫁人；弟弟8岁，还在读小学。三间已经变色的“木摞子”围成一个小院，正房地中间用木灰堆成一个火塘，全家人的吃睡就都在这个房间里。几条木板搭成的床板下面堆着秋天收割的土豆，屋脊的房梁上挂着玉米和腊肉。天冷的时候，就用松树枝做柴，点火取暖，木头烧出的烟，熏得人睁不开眼，也熏黑了屋内的墙壁。

　　鲁甲外出打工前，家里的主要口粮来自3亩梯田。山高，早晨八点太阳才升起，下午四点多就看不到了，这里只能种植土豆、玉米和荞子等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的作物。这些粮食在干巴巴的土地生长，最后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荤菜更少。一年来，大多是依靠春节时杀的一头猪，做成腊肉，挂在灶堂边，偶尔煮一块。只有有客人到访或重大节日，才会杀鸡宰羊，全家人能过瘾地吃上一顿“坨坨肉”。不过，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把最好的肉端给客人吃，自己家人只吃些难啃的肉。

　　“忙活一年只够吃，要是天不好，自己吃都成问题。”鲁甲的爸爸鲁阿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个39岁的男人，长脸，尖下巴，黑瘦黑瘦的，常年高山的劳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就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

　　粮食不够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买，但是，“地里是刨不出钱来的”。鲁甲出生前那些年，他们是靠去山中采松油(松树分泌的油脂，可以作为乳胶漆和胶合剂等材料使用)，一斤松油有时要采两三天，售价只有3毛钱。

　　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鲁阿卡家中养了些山羊。不过大女儿、小女儿相继外出打工后，羊群规模被迫缩减了。3年前，他家有40头羊，现在只剩下20头。每年12月，收羊的老板进山，他就卖上三五头羊，换来五六千元钱；这个数据也不稳定，如果羊不够肥，他就只卖一两只，等养肥了再卖，“太瘦的羊卖不出钱，不划算”。

　　鲁甲记不清楚，从什么年纪便要开始帮家里干活，“可能是七岁？”烧火做饭，洗衣服，10岁时开始独自上山捡柴——这里生火取暖唯一的燃料。“阿甲嬷很能干。”鲁阿卡语气中带着赞赏，“一个人可以背五六十斤柴。”当地一般大人也就背七八十斤柴。

　　鲁甲说，村子里的小孩都是这么干活的，她反而觉得上山去捡柴很好玩，还可以在路边捡些叫做“松边拉”的蘑菇，很苦，“可吃了那个之后，再吃什么都是甜的”。

　　海英家有70多只羊，这几年还种了几百棵的核桃树。收下来的核桃，先剥去外壳的青皮，再晒干，再剥去硬壳，就剥出了核桃仁，一斤可以卖25块钱。每天，忙完家里其他农活，海英的妈妈就会用石头敲开一颗颗核桃，海英的弟弟们仔细地把核桃仁挑出来，放在一旁的盆子里，一天可以剥一到五斤核桃仁(要看闲余时间多少)一般情况下，每两斤核桃能剥出一斤核桃仁，他们敲出30斤左右的时候，就会让海英的爸爸驮到县城里去卖。

　　近几年，为推动山区居民脱贫，国家制定了扶持种植花椒和核桃两种经济作物的政策。鲁阿卡家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投入的成本，只能给别人家的核桃林嫁接收工钱。这样算下来，每年家里能增加3000元左右的收入。

　　村里人对唯一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感情复杂。2004年通车以前，呷古村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缝衣，自己酿酒，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道路修通之后，原来三天三夜的路程缩短为5个小时的摩托车程，只需投资一辆摩托车，村里人就可以随时去县城售卖剥好的核桃仁。

　　不过，更多的消费也随之而来。他们开始购买成衣、啤酒、电视、洗衣机……中国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师刘东旭说，“仅靠农业生产的一点收入已经难以维系随着城市消费观念浸入乡村而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家庭开支。修好的道路反而大大增加了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

　　外出打工的人也带来巨大的诱惑：现金、流行的打扮、城市的生活习惯，鲁甲家里的摩托车就是用鲁甲姐姐前些年打工赚来的钱购买的。

　　“有些人打工挣了钱，第一次坐飞机回家，把登机牌插在胸前的外衣口袋上，还故意留一大截在外面。”鲁健说，“这样从大街上一路走下来，所有人都问他：这是个啥？他就乐津津地告诉每个人：这是坐飞机专用的登机牌。买了机票之后还要换了这个牌牌才能上飞机。”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流失”

　　“出去打工是件好事情啊！”鲁阿卡欣慰地说。

　　“但是她年纪那么小，会不会有危险？”

　　“那么多人一起去，还跟着亲戚，不会有什么事。”

　　“为什么不继续上学？”

　　“她不愿意读书，成绩也不好。”

　　鲁甲持同样的观点。“不想读，就不读了呗。”她轻巧地说。她说自己成绩不好，书里的内容根本看不懂，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出来打工了。她没什么爱好，对未来也没想法。“那么穷，能有什么爱好呢？”当地学校一位老师说。

　　鲁海英却一直是优等生，是村子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孩子。不过，升入高中意味着九年义务教育的结束，学费、书本费、餐费和住宿费，都要自行承担。海英2013年9月升入高中，到12月份时，家里已经花掉了6000元，这相当于整个家庭的全年收入，包括卖核桃挣来的1000多元。

　　“家里已经拿出了最后一分钱。”鲁海英的父亲鲁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围着火塘，他拧着眉毛低下头。

　　“很想继续读书”的想法，鲁海英只有跟幺爸(叔叔)哭诉过。幺爸陪她一直抹眼泪，却也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到了东莞以后，她也拒绝谈论有关读书的问题，涨红了脸，牙齿紧紧咬住下唇，不作任何回答。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流失。”木里县民族中学的老师鲁伍甲说，辍学率最高的是初中阶段。鲁海英还记得，初一入学时，班上有60多名同学，最后毕业时只剩下20人。“退学的同学们要么回家结婚，要么就出门打工了”。

　　教师们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劝说家长不要让孩子辍学。“每一次都恨不得跪下来恳求家长。”瓦场乡一位中学教师说着说着，几乎哭了。

　　2013年9月开学前，她跑了四个家庭去劝说让孩子们继续读书。她曾在大学拿过辩论赛最佳辩手，最终却败在固执的家长面前，“我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了，我告诉他们读书才是更长久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彻底改变现状。”家长们只是不断对她笑着点头称是：“老师，你说得对。”可并不更改决定。

　　“家里没法供读书，留在山里就是不停地劳动，还不如打工长长见识。”鲁甲和鲁海英也是这样做的决定。听说鲁健回来了，两个家庭的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他。从彝族的家支关系中来看，鲁健是鲁甲和鲁海英的堂哥，他们的爷爷是兄弟。

　　鲁健一口答应下来，“过完年就跟我走吧”，并向长辈们表示，“一定会把她们好好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