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迎"关口战" "十二五"点明战略路线(5)

　　像曹秀芝一样，长期(超过六个月)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全国范围有1.45亿人。他们绝大部分被纳入到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但却一直保留着农民的身份，没有享受过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化将是其中一个关键主题。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中，“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指标或将被“农民工市民化人数”取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农民工城市化之门即将打开。

　　或许不久的将来，曹秀芝们将不再需要举家回乡了，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生存空间。而从整个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全局来讲，农民工真实意义上的城市化，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的城市化

　　“十一五”期间，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未来这一指标如果变为“农民工市民化人数”计入统计，将意味着统计理念上的重大转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指出，原来的指标仅仅关注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把农民当作劳动力来看。而新的指标则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把农民当作公民看待，排除二元结构中的不平等，解决他们的基本权益需求。

　　“这种指标替换是一种进步，关注‘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仅仅‘劳动力’的城市化。”崔传义说。

　　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相对城市化的进程落后。很多像曹秀芝一样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没有资格获得当地户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进城后，能够转为城镇户籍的比例为1.7%。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看来，表面上，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实质上却是由于户籍背后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差异。简单的户籍改变，如果没有跟随上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也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民工办在2010年6月发布的《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中建议，“十二五”期间，应实行两策并举的方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即，将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同时进行。

　　其具体目标是：未来五年解决20%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让90%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解决60%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和50%的养老保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现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认为，当前农民工城市化的瓶颈是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剥离，他建议要破除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实现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就是钱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该基金会9月21日发布的《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报告测算，中国当前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涵盖必要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投入。报告建议，未来中国每年应实现2000万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可以考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各自承担1:1:2的比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确实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增加大量投入。

　　在他看来，切实压缩目前无效和低效的政府投资及其他政府消费，减少腐败和浪费，就可以节约大量公共资金。同时改革资源税体系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市民化与扩内需

　　“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一盘棋，那么城市化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活棋。任何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是巨大的内需。”汤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至0.34个百分点。

　　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过去10年，中国城镇化率以接近1.2%的速度增长，到2009年底，中国有城镇常驻人口6.22亿人，城镇化率为46.6%。

　　但是，内需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其中的原因在于，依照这种统计口径，所有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而其中超过70%的新增城镇人口是持农业户籍的进城打工者和郊区农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