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迎"关口战" "十二五"点明战略路线(6)

　　这些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不是家庭的城市化，因此农民工们很少在城市消费。同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也使其消费能力偏低，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其9月21日报告中把这一状态称为“半城市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9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则将其更形象地称为“伪城市化”。

　　如果剔除这些“伪城市化”的统计部分，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测算，中国当前真正的城市化率仅为33%左右，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空间巨大。

　　如果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启动农民工真正市民化，他们的住房、教育、休闲等一系列的消费随之而来，这将创造史无前例的巨大市场需求，也无疑会帮助中国度过当前外需不足，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面临下行风险的严峻时期。

　　崔传义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具有对内需的极大拉动作用，还是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所在。农民工的家庭不在城市，也没有任何失业及社会保障，一旦失业就会引发回乡潮。这种大的劳动力市场波动对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及其团队在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的时候发现，虽然“十一五”完成率可达到86%~91%，但是却未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目标，这无疑跟“伪城市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从另一方面看，当前70%的农民工没有得到进一步培训的机会，而作为现实中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决定了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相当的紧迫性，避免将来一出现经济波动就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崔传义对记者说。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已经占到了中国社会问题三分之一的份量。”崔传义补充道，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农村收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村空心化、女性化、留守儿童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诸多问题，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市调查失业率”替代“登记失业率”

　　农民工城市化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就业，它是农民工迁徙的主要动因。

　　上述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十二五”指标体系中还将考虑另外一项重要的改变，就是用“城镇调查失业率”代替“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且这一指标有可能成为比GDP更重要的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标准。

　　自从1994年开始，中国17年来一直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就业数据的指标，但是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城镇登记失业率”也没有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4%上下，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就业情况。

　　都阳表示，对于新的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技术上已没有障碍。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每半年就进行一次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只不过没有对外正式公布过。

　　这一指标的变化有助于完善中国未来的就业政策，并依据准确的就业市场数据来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都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GDP的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GDP增长，但就业没有增长；另一种是GDP增长也拉动就业增长。都阳表示，在中国现阶段，不应追求GDP的一味增长，可以考虑放弃无法创造新增就业的那部分GDP。

　　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太小。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大家把蛋糕做大，但最后却仅分给少数人，这种增长对大多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基于不公平收入分配下的经济增长也无法长期持续。这就需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改变政府激励机制，使各级政府能够把广泛就业和全体公民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

　　“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各级政府有动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王小鲁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政府虽然需要大力扩大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市民化，但是当前更重要的还在于给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建立农民工的长期自由流转机制。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浙江部分数据显示，只有20.4%的在浙农民工希望获得城市户籍，而40.3%的农民工不想转为非农户口，他们的最大理由是为了保留在农村的土地。

　　于建嵘表示，当前在无法短时期内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就业的保障，也是农民财产权益的集中体现，它可以帮助农民工应对未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