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此时培训能跟得上,或许可以扭转局面。但现实是,培训成为了家政业最大的短板。
“集训”是最常见的培训形式,公司在“新人”上岗前,派出有经验的员工以极短的时间开展“突击训练”,“新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已经开始工作,出现问题在所难免。
第二种培训形式是公司把家政服务员送到国家指定的免费培训学校学习,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方式却并不收欢迎,原因是绝大部分家政公司认为培训学校重理论、轻实践,不符合工作需要。
第三种形式是为数不多的技校开设的家政培训班。“里面主要教插花、营养、心理辅导什么的。”某家政公司经理认为,学校课程设置与他们的需求“不对口”。
此外,各类“证书”满天飞也加剧了家政服务员队伍的混乱,不仅雇主们无法辨认证书的真伪,家政公司对证书的“含金量”也是一无所知。
那种“能在网上查到的证”很吃香,尽管其同样毫无权威性可言,但很多家政公司都将其作为“权威、可信”的代表。这迫使一些希望正规经营的家政公司只能寻觅其他出路——如内部培训,来解决用人考核问题。当然,这种无奈也只能保证公司清楚雇员底细,但雇主依然无从辨别。
混乱,并没有使家政服务员从中获益。张建纪说:“家政服务员成了‘四不管’——城市不管、农村不管、公司不管、雇主不管。”
家政服务员大多没有社保,没有法定休假,没有加班工资,这是为什么呢?“根源在于法律盲点。”庞大春律师介绍说,中介式家政公司的劳动关系发生在雇主和家政服务员之间,新《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其适用范围是“单位用工”,而没有任何法律认为雇主可以作为“用工单位”,因此,家政服务员不受法律保护。
如此庞大的家政服务员队伍竟然无权可享,无处可诉。而且,这一“常态”已经存在了十几年。
家庭服务为何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题?
9月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的五项政策措施。
随即,全国就掀起了一股大力扶持家庭服务业发展的热潮。国家即将出台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的消息不绝于耳,地方政府也迫不及待地作出了先行性实验,为企业搭台争取外资投入、开办免费培训学校、砸下重金扶持本地连锁家政企业……
似乎可以套用语式地说:“新政”是一记响彻全国的春雷,家庭服务业从此成为宠儿,蓬勃之势不可阻挡。
家庭服务业为何突然受到中央重视?是思虑已久还是突如其来?“新政”将为家庭服务业带来什么?“新政”之后,家庭服务业能否改换门庭,真正担负起“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重任?
谁能解决两千万农民工的就业?
“新政”来源于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农民工返乡大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地区遭受了数万家工厂倒闭裁员的“大萧条”,大批农民工面临失业困境被迫返乡。
随后,农村收入下降,治安管理混乱等“后遗症”逐渐突显。
“2008年底,国务院领导找了我们七个经济学家探讨如何应对两千万农民工返乡问题。”一位参会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会议气氛凝重,因为这实在是个大难题。在大家提出的意见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以扩大就业的建议。”
这个建议来源于汤敏的“六年试验”。早在2002年,他就携手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创建了非营利性质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他们多与政府扶贫项目合作,希望找寻到一条解决城乡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的成功之路。
汤敏认为,家庭服务业需求大、缺口多、门槛低,可以在短时间内输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长远来看,家庭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利润空间的特点,如果发展得好,效益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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