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范围之争，背后蕴藏着积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渴望发展，盼望着能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讲话精神，与中西部的省份及有关部委多次交换意见，使认识逐步统一。2000年4月，在“十五”计划重点调研课题汇报会上，我代表国家计委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想法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同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几种方案都摆了出来，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为“10+2”，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考虑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会议还确定，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予以照顾。

　　后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纳入了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范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海南省原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六个县和湖南省张家界市的一区一县等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

　　明确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

　　西部大开发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充满热情，希望一下子把西部发展起来；同时又感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这种矛盾情绪在当时十分普遍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大开发的二十字目标。如何分阶段、分领域落实这一战略目标，这是当时重点研究的问题。在开发进程安排和衡量标准的设定上，都经过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西部大开发开始后，对大开发需要多长时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只要政策力度足够大，短时期内西部地区发展就能赶上来。

　　有一位台商写过一本书，反映了当时这种观点，书名就是《西部大开发十年可成》。他的理由是，我们今天坐着喷气式飞机，带着手机、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来开发西部，这与美国当年骑着马去开发是不一样的。网络时代新经济给西部发展带来了机遇，只要我们利用好西部的优势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西部地区就会在生活水平、知识和收入三个方面赶上东部地区。可以说，他是典型的乐观派。

　　明显的悲观派似乎没有，对开发前景的忧虑倒是有的。记得西部大开发之初，我在北京会见香港企业家李泽楷，向他介绍我们正在制定“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他希望为西部大开发作些贡献，并提议由他资助，聘请国外著名专家作些研究。后来他推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

　　半年之后，萨克斯提交了一份中期研究成果。结论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集中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因此，他把西部大开发称作“水往高处流”的工程，认为实施起来会很困难，如果要做，只能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开发。

　　后来，萨克斯又多次到中国西部地区调研，想法有所改变，特别是对打通亚欧大陆桥颇感兴趣，认为新疆到欧洲比到东部沿海近，可以向西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