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堵方案引关注 以"限"治堵被指为政策失败(2)

　　以“限”治堵是公共政策的失败

　　★　探讨　在正式的治堵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前,新方案提及将实行车辆限行及在适当的时候征收道路拥堵费,此类以“限”治堵的措施再度引起社会对治堵思路的争议……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郑小琼韩丹东

　　尽管北京市治堵方案实施细则被认为“方向正确”,但方案公布前不同意见方的激烈交锋让人们印象尤深。

　　在正式的治堵方案征求意见稿未公布前,曾有公开报道称,新的治堵方案除了加强轨道交通、公交优先外,还包括社会热议的单双号限行、收取城市拥堵费、限制外地户籍人口购车等措施。

　　上述政策的争议性不言而喻,虽然在正式发布的实施细则中,这些具有争议性的措施没有出现,但业内专家对其中一些措施仍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限制＋收费”措施引争议

　　按照实施细则中的解释,“本市将继续实施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和黄标车限行规定,加强外埠进京车辆管理,有效减少中心城高峰时段交通流量。必要时,实施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

　　曾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咨询师的贾新光认为,限行措施有让私家车对公车让路之嫌。“北京市的公车每年行驶路程高达5至6万公里,而私家车仅仅为1至2万公里,在这一点上,北京市的交通治理是再度拿私家车开刀”。

　　“单双号限行只能在奥运和中非峰会这样的非常时期实施,或者在非常拥堵的极少路段和区域实施。也就是说,单双号限行只能是一个非常态的措施,不能作为常态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在其他潜在方法还没有充分挖掘时,即使拥堵的个别路段也不宜实行这个政策。单双号的限行意味着一辆车一个月有15天不能开,管理要保证大家出行的权利。作为常态管理措施,在其他办法还没有充分挖掘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出台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杨宏山说。

　　此外,实施细则中还规定,根据地域不同,停车价格实行阶梯价格,居住区及夜间停车收费价格原则保持不变。研究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择机实施。

　　“对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停车费用来说,北京市的停车费用整体确实偏低,但这与北京市的整体规划有关,北京市是‘摊大饼’的发展方式,所以城区内道路比较宽,停车位比较多,在去年北京提高停车费后,很多停车场却没办法执行下去,这其中必然有更深次的原因。”贾新光说。

　　据了解,收取交通拥堵费的目的是利用价格机制来限制城市道路高峰期的车流密度,达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提高整个城市交通的运营效率。

　　“前两年,广州要收取拥堵费,引起市民强烈质疑和反对,现在有的专家又来忽悠北京收拥堵费。目前世界上通过征收交通拥堵费来缓解交通压力的城市并不多,能举得出来的也就是新加坡和伦敦,就是在被称为交通拥堵费实施最成功的伦敦,现在仍面临很多非议。”贾新光说。

　　“对北京市的车辆征收交通拥堵费,我认为这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可行性来说,对于北京市这样的城市来征收交通拥堵费,不管是在二环还是三环以内都有着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征收交通拥堵费必须要设置大量的不停车自动收费系统,让所有的车都装这样的系统实际上就增加了很多车辆的额外使用成本。另外,对没有装这种系统的外来车辆就起不到控制作用,不可能让全国的车辆都装这种系统。”杨宏山说。

　　“限”不能成为治堵之本

　　事实上,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限制和收费,一直是治理拥堵不可缺少的调控利器。

　　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公开表示,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是国际大城市应对交通问题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通过调控不必要的小汽车出行需求,鼓励采用更加高效、节能、环保的公共交通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及步行方式才能缓解交通拥堵。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大城市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都纷纷出招,诸如收取拥堵费、限买小汽车、小汽车限号等等。

　　对此,道路畅通工程专家王炜表示,这些措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但是这些临时举措多为“表”而不是“本”。因为在部分城市采取这些限制举措的基础上,往往还会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在支撑。

　　“举例来说,某城市实施限号出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拥堵,但在路面车流量减少的同时,也激发了不少潜在购车人群的购车欲望,购车者增多意味着路面上的车辆也增多,限号缓解拥堵的效果随之被抵消,整体的道路压力依然严峻。”王炜说,所以,这些举措多为临时性举措,并不是破解交通拥堵的长久之计。

　　“面对拥堵,恐怕单靠消极的限制手段进行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以限制车辆为例,事实证明,限制居民购买汽车的行为更是已被各国所证明属于公共政策失败的经典案例。而且,在北京市城区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民众购买能力的情况下,房价的挤出效应让普通民众只能选择去偏远的郊区买房,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买车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此,靠限制车辆解决拥堵是最为简单粗暴而且成效甚微的办法。”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记者。

　　治拥堵须公共政策转型

　　我国近年来私家车的迅速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道路拥堵问题,实际上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一大挑战。业内专家认为,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从保障大多数人权益的角度去积极应对,而不是站在发展的对立面。

　　“很显然,面对汽车保有量即将进入500万辆的事实,北京市并没有做好准备,比道路更缺乏的,是我们在公共政策、法律规则、用车文化等软件方面的捉襟见肘。”马光远说。

　　马光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汽车消费时代,这是一件好事而绝非坏事。交通的堵塞、对环境的损害等负面效应,欧美等国家都曾遇到过,而且在初期也采取过一些限制的措施,但事实证明,与其消极限制,不如积极应对。北京市与国际化城市相比较,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除了前述的特殊性之外,关键还是公共交通发展滞后所致,因此,公共交通应该提速,而不是让私家车止步。

　　本报北京12月13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