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为题，内容涉及“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等方面。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可以帮助中国学者从汉学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也会为汉学家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有用信息。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在与其他文明的参照中认识自己。汉学研究不仅为母体文化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而且会为中国带来其他国家关于中国的看法。这对于双方的文化认同都会带来有益的帮助。

　　“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博物馆’心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周质平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很难接受中国的现代形象。他们在北京找不到北京在哪里。”

　　而美国迪斯尼乐园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又使中国人曾一度因为“木兰”那张人种特征暧昧的脸而质疑她的中国身份，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作品和中国人物形象的改造而对传统文化的海外流传产生恐慌。

　　这大概是文化甚至文明传播和阐释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文明对话中常有的现象。

　　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为题，召集国内外两百余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讨论。

　　中外文明之间的对话早就开始了

　　当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在中国14年的经历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他的《马可·波罗行记》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景象，“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并长期形成了欧洲的“中国幻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游记时代汉学时期”，这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留下的手记、图说、文献等资料中，中国的形象不断丰富起来。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中文著作达760多部。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国”，改变并丰富着“神秘中国”的形象。张西平说，这一阶段是“传教士汉学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基歇尔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可·波罗基本上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没有深入报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他共写了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七部。他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报道了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产生了一定作用。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

　　德国传教士基歇尔被誉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他的《中国图说》流露出了对中国的赞扬。

　　他说：“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富足和最强有力的国家……它有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比今日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国的国君的权力都大。”基歇尔甚至认为中国就像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王国。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欧洲各国反对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武器。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张西平认为，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

　　在“专业汉学”时期，中国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特殊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轰开国门，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一直战事不断。在这段时间，西方和东方处于一种明显的“对视”阶段，但是，彼此误读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晚清子民眼中，外国人是“妖魔”。面对西学，人们怀着一种敌意，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贫弱、愚昧的……张西平说，1840年以后，利玛窦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

　　也是在这个阶段，发源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ChineseStudies)浮出水面，使海外汉学研究发生方向性变化。使战后国际中国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开山祖师”的费正清。费正清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且直接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服务。

　　在东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更悠久的历史。张西平说，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的历史最为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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