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链接 ：欧洲汉学掠影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第一位法国汉学教授是雷慕莎，到20世纪伯希和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迄今为止，法国汉学在整个国外汉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和它的这段历史直接相关。

　　英国的汉学研究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首先设立汉学教席的是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继而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汉学传统较为薄弱。

　　荷兰汉学是随其在东方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由著名汉学家考狄所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德国汉学起步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才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并有了专职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也比较有影响。由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卫礼贤所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创建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瑞典汉学以19世纪末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开始，以高本汉担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而开始了它的汉学历程。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

　　东欧汉学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也较短。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起始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驻华东正教团从事汉学研究，到阿列克耶夫时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对汉学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在欧洲都一直居领先地位。

　　汉学家眼里的“汉语热”

　　海外“汉语热”的兴起让默默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汉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还是东南亚，汉学家们似乎都很愿意谈论在自己国家悄然兴起的“汉语热”。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马斯洛夫教授说，汉语“在俄罗斯的位置越来越高。”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察白乐桑教授说：“汉语确实‘热’起来了。”也许对于这位把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汉学研究和汉语教育的老者来说，“汉语热”来得有些迟，但毕竟还不算晚。

　　“汉语热”带给汉学家们的也不完全是喜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罗多弼说：“汉学家永远面对挑战！因为非常出色的汉学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汉语教师。”在瑞典，学习汉语的人逐年增多。

　　问题是，汉语的教学方法不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语言的教学方法有效。罗多弼强调，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一方面需要与中国汉语推广部门加强合作，中国派来的教师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应该编写更适合瑞典具体情况的教材，这个任务相当复杂，而且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教材问题同样困扰着德国的汉语教育。德国目前有两百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但是几年间教材换来换去，就是找不到一套适合德国中小学生的汉语教材，现有的教材只适合成年人或者高校学生。

　　此外，中小学汉语教师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汉语教学方法和经验。这些“瓶颈”严重地制约了德国汉语教育的水平，使不少学生产生了事倍功半的挫折感。

　　在荷兰，人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一直在上升。莱顿大学汉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过三百人的大学院。拥有30万册资料的莱顿汉学图书馆也颇有名气。“这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柯雷教授说，“第一，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和能保持的一种(研究)宽度要越来越宽，不能再保持保守的、地域性的研究和狭隘的看法；其次，我们必须保证学术的水准，为了钱而多招生是一个很危险的诱惑。还有一点就是国际化，这个词到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空荡荡的词汇，而是一种实践。”

　　“汉语热”也为海外汉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罗多弼认为，随着掌握中文的人和研究中国文学、历史、艺术等的学者越来越多，汉学的一些中心任务完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汉学系都要解散，只是它的任务和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能想象的汉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安排一些课程，提供给所有想研究中国的学生。汉学系将来能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可供所有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学者聚会的地方。”

　　汉学让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们(指中国人)说谎时显得极不自然，但却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看罢难免失笑，中国的手工艺在康德眼里竟成了欺骗！

　　情有可原，在康德所痴迷的“秩序井然”的哲学世界中，中国复杂的手工艺大概不好归类，只好总结为是一种欺骗吧。

　　同是面对中国文化，康德为何和我们有如此区别？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主体，而主体的不同，带来了国学和汉学之分。康德对中国人的看法属于汉学的范畴。

　　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汉学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国学是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也就是说，国学是“我眼中之我”，汉学是“他人眼中之我”。

　　前苏联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认为，“我”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整地认识“我”自己，因为“我”总有一些地方是自己看不到的，而他人可以从他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补充“我”的视野。同样，他人也需要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得到对自己的完整认识。

　　国学和汉学，汉学和自己所在的母体文化，都是“我”和“他人”的关系，为了丰满对自己的认识，彼此是对方的参照系。

　　如此说来，我们最应该改变的是对汉学的态度，因为海外汉学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使我们必须放眼海外去重新认识世界，而且通过放眼世界来重新认识自己。汉学的“反哺”让人无法忽视。

　　胡适曾认为，汉学“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后来他改变了看法。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海外汉学何以在某些方面胜过国学呢？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海外汉学立足于母体文化，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脱出了中国文化的樊笼，因此容易有所创见。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很大，陈垣先生曾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可以说，汉学是一种边界文化，它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透视着两种文化，促成了两种文化的对话。在这种交界地带，在这种文化对话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化，它建构着自身，也影响着前两种文化。

　　这种彼此影响，也通过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体现出来。比如利玛窦与徐光启，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钢和泰……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

　　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

　　为什么要去接触那个边界地带？跨文化的交往为何必要？美国著名上议员福尔布莱特曾说：“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获得一种移情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承认他人有可能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东西，或者比我们看得更仔细。”

　　边界地带有一种特有的清醒，它就像一面双面镜，两侧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只是，镜中的自己已不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一个补充了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的新的自己。所以，一个人，一种文化，要想更完整地了解自己，应该经常地走向边界，从各种各样的交界处反照自己，丰富自己。

　　教育也一样。

　　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在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交界地带形成的新领域。这个领域一旦形成、发展起来，就会成为完整的领域。但是，它仍旧需要不断回望边界，从与哲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智慧，从与科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方法，从与历史的交界处看到借鉴，从与文学的交界处看到完整的人……

　　教师也可以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边界。比如，他的教学世界和学生的学习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教师要通过移情去体会学生的内心世界。但是，移情并不是唯一的行为，移情之后是一种“完成”过程，教师还要再回到自身，做出对学生的反应。移情和完成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教师心中有一种“审美之爱”，也就是一种非功利的喜爱之情。教师的世界应该包容学生的世界，只有这样才会完成教育行为。在这种包容中，仍旧存在着两个世界、两个主体，教师还是教师，学生还是学生，但是两者都因为彼此的移情而丰富了自身。

　　边界不仅仅是视野，也不仅仅意味着互动，它更是一种新智慧的修炼场所，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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