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法国人的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20世纪是萨特的世纪。萨特与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是死对头，在他眼里，戴高乐简直就是精神专制的化身。可是，就是这个戴高乐，却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这意味着什么？

　　尚杰：这意味着你不能把一个与你思想不同的思想者关进监狱，因为思想是人类的最大尊严。不尊重思想，是最大的不尊重人权。伏尔泰在18世纪被称为精神王子，精神自由的创造者，萨特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总代表，他继承了法兰西精神自由和浪漫主义的传统，也就是批评的传统，法兰西民族之所以能有层出不穷的在文化上的创新能力，而且在20世纪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与19世纪相比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还能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东西，精神上的原创性，法国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创意大国——如果美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产业大国的话。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要是缺少创意，那作用就只相当于一个大工厂，设计图纸是别人控制的，那结果的严重性要几十年后才看得出来。

　　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一大批像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人们一提到法兰西就会想起这些人来，他们不光是在哲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还有文学界、艺术界，电影界等，这些人支撑起了法兰西文化大国的架子，他们的声音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府也是允许他们批评的，所以戴高乐说，“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他的意思是说，萨特如此地抨击他，作为一个政要他也很恼火，但他没有把萨特关进监狱，伏尔泰还进过两次监狱，这说明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那种特定的关系，法兰西民族以及他的政要们本身拥有很高的人文素养。那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不仅对中国诗人李白很有研究，还是一个鉴赏中国青铜器的行家。

　　允不允许知识分子的监督，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这是衡量你的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禀性天真，也就是太过于真实，讲真话，那这个人的命运，结果总不会太美妙。具体来说，就是具有西方式知识分子这种秉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比较天真的，而他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样一来就泯灭了人主动的或创造性思想的积极性。要人们学得更圆滑，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迫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要去说假话，做两面人，使自己的人格很不健全。士大夫，也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甚至是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官，否则周围人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是没有出息。很多大诗人，因为官场失意，就在诗中写自己的颓废，一不留神却传下来很多名诗，但这些诗人的本意是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问题：只有歌功颂德的传统而鲜有批评的传统。它使中国很难产生纯粹的独立的思想家。在我们的精神风俗中，最能光宗耀祖的还是官、排官的座次，有多少几品官。

　　记者：与伏尔泰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法国篇”的解说词说，他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记得你的《〈社会契约论〉导读》一书中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来描述卢梭精神和思想的不朽，他的思想到底有哪些迷人之处？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又有哪些可以思考和借鉴的？

　　尚杰：卢梭与伏尔泰的区别在于，卢梭同时关注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也就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艺术才真正重视起来的人的焦虑、绝望、厌倦等一些属于“光明”背后的东西。卢梭敏锐地感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这话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实际上他这里面涉及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评，这是伏尔泰所没有想到的。伏尔泰还嘲笑卢梭，说卢梭想要我们回到用四肢爬行的时代。卢梭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类朴素的自然状态。卢梭思想的覆盖面比伏尔泰更宽广，他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他的《爱弥尔》是西方启发性教育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忏悔录》是西方近代以来浪漫主义传统的代表作。他的著作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开创性的。记者：如何解释“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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