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进步的同时又在堕落，这句话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历史观的一种重新解释。传统历史观是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是一步一步向着美好的方向，最后到达共产主义，我们要为将来美好的社会去奋斗。而卢梭则认为社会可能不是按这个直线去发展的，也不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曲折地前进，最后到达一个理想的社会，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批评了现代文明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比如工业社会导致人的片面的发展，人附属于机器，附属于异化的东西，使人本身丧失了属于人性方面的东西。卢梭更关心人自身的那种价值观。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比伏尔泰超前。

　　记者：“法国篇”的解说词最后讲到：“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法国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他们尊重思想，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今天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何在？

　　尚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与80年代比较，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实惠多了。尤其是6•4动乱之后，知识分子热衷于出国、当博导、住大房子、挣更多的钱，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专家型学者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能力也在下降。有预见性和创新能力的公共思想家更是凤毛麟角，主要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土壤。

　　大学的教育体制也有缺陷，对教师的约束太多。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学者很浮躁，急功近利。大学就像一个培训基地，一片“繁荣”景象，没有严肃和严谨可言。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培养出那么多让现在国内大学感到汗颜的杰出人才。这是一种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精神境界、高雅的情趣和追求，他的精神产品能够达到的高度肯定有限，这对整个民族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社科精英汇集的地方，也是出智慧出思想的地方，尤其是哲学是启迪人们去思考的学科，可是当国家大事小事发生的时候，却很少听到你们的声音，为什么？

　　尚杰：社科院文史哲类的学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被冷落的，因为这方面的话题比较敏感，又不能直接变为物质利益。不是社科院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他们讲了电视台不会播，报纸不敢登，出版社不敢出版。如果长期不鼓励他们发言，那么有能力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就会越来越少。当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出现时，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这应该是知识分子和公共媒体共同的责任。我这里重申一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成果，那就是启发人们具有运用自己智慧的勇气。学者要考虑现实的文化问题，比如现在国内对几亿观众有潜移默化影响的电视节目的质量，就非常成问题。即使是娱乐节目，喜剧，也有高雅与低俗之分。我们的电视剧怎么翻来覆去拍大辫子？怎么不去拍点现实的东西？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座能产生伟大思想和伟大文学作品的金矿，但我们为什么挖不出来？为什么在深重的精神创伤面前丧失了反思和表达的能力，而只是一味地模仿外国的东西？

　　举个例子，影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非常缺乏思考，太模式化，很少从中引出积极的精神成果。在全社会，文革这十年几乎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了，也许我们的民族痛苦太多，反而变得麻木而善于遗忘。历史过去了，但我们的精神绝不能只留下空白。我们不应该以人为的方式不让人们去想这个东西。向前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要糊里糊涂。现在还有很多做法仍然带着文革的遗风，包括说话的方式、套话。为什么要去回避呢？当我们的后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孩子错了要被大人打屁股，要是大人对不起孩子呢？最要命的是，我们的精神风俗中，没有大人向孩子认错的习惯，父母官从来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孩子，如果认了错，面子往哪儿搁？对文革我还要说一句，这是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啊，缺少反省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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