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一年后看守所死亡

　　“本以为官司这下子能赢了，没想到出了事。”韩佩英低下声音说。

　　唐县法院重新审判中，仍采信了唐县公安局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2001年10月30日判处宋保民有期徒刑3年。

　　当时的审判长苑增圈现已升任唐县法院政治处主任，6月26日，他表示“现在不对此案进行评价。”

　　在唐县法院的两次审判中，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冯占秋两次都出庭支持公诉，重审过程中，检察院认为宋保民“拒不认罪，毫无悔罪表现，建议从重处罚。”

　　前日上午，冯占秋对记者称，当时的依据是公安局的材料，还有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以及证人证言等，其他便不再透露。该院相关领导也拒绝采访。

　　再次被判有罪后，宋保民再次向保定中院提出上诉。但此时的宋保民已看起来快不行了。

　　2001年10月30日，开庭地点不在法院，而改在看守所，韩佩英看到“四个人把他抬到看守所院子中间”。

　　看守所原所长狄长春昨日说，他印象中是有这回事，“可能是法院考虑到他行动不便，给他照顾吧。”

　　开庭之后，韩佩英去看丈夫时，看守所说宋保民已经有病，韩佩英留下300元钱给看守所。

　　“当时我们忙着跑案子，以为看守所会给他看病。”一个月之后，看守所通知说宋保民眼瞎了，“让我拿钱，他们跟着我们看病。”

　　随后韩佩英去探望丈夫，“老头子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2001年12月25日，看守所送宋保民到唐县一家医院看病，医生的诊断是“营养不良”。

　　2002年1月3日，韩接到看守所的电话，宋保民在前一天已经死亡。韩说，到最后没有看到丈夫一面。

　　“她应该是看到的，还是经过她同意做尸检的。”原看守所所长，现已内退的狄长春说，参加尸检的有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中级法院，最后的结论是猝死，“这样的死亡看守所是不用负责任的，考虑到她家庭困难，最后看守所给了她6000元钱。”

　　韩佩英一直坚持丈夫的死亡与看守所的管理有关：“老头子当时才47岁，被逮捕之前是建筑队的工人，身体好得像牛一样，怎么会死？”

　　狄长春的解释是，有的人心情豁达一点，进看守所之后照常吃饭，但宋保民进去之后对吃饭比较抵制，“现在看来可能是他当时觉得冤，”而且他在里面情绪也不好，这样对身体不好，慢慢身体就差了，后来医生也说是营养不良。

　　至于治疗，狄长春记得当时看守所里有个狱医，但也只能看看小病，打针拿药什么的，一开始觉得宋保民没那么严重。

　　还沉浸在丧夫悲痛中的韩佩英，收到了一份让她“要疯了”的法律文书：2002年2月5日，保定中院下达刑事裁定书，因宋保民死亡，本案终止审理。

　　“那就意味着他是背着冤屈上黄泉，永远也洗不清了。”仍是坚信丈夫无罪，韩佩英走上了上访之路。

　　妻子7年上诉曾被拘

　　保定、石家庄、北京，韩佩英记不清在这些城市之间走了多少趟了。

　　丈夫出事的时候，家里刚盖了房子，既没有存款也没有欠债，出事之后，家里背上了5万元的债务。两个儿子有两块宅基地，也忍痛卖掉了一块，卖了3900元。

　　在北京，她花50元买了一本“中央机关信访通讯录”，能去的地方都去了。

　　她说为省钱，夏天睡马路，冬天睡在火车站，没事的时候捡塑料瓶卖钱，最困难的时候到饭店要过剩饭吃。

　　2004年7月，她到北京上访，被县公安局、信访局的人接回，刚下车就被县里拘了5天。

　　“为了打官司，我已经是家不成家。”韩佩英说着就哭，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大儿媳说家里发生的事让她害怕，带着孙子和孙女常年住在娘家，只有过年几天才能团聚。

　　小儿子2005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娶了个老婆，只呆了9天，知道家里的情况后要求离婚，一直分居到现在。

　　因为丈夫之事，她出门都不愿意从街上走，怕别人指指点点。

　　“我也听到谣言，说我到外面找男人去了，但那年我被县里拘留后还被新闻播了，那些人才相信我去上访了。”现在的韩佩英，不再怕自己被别人说成是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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