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生产总值年均增15%(2)

　　(三)开放水平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开放水平日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显著提升。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305亿美元，占全国比重28.9%，已成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首选之地，一大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跨国公司大型投资项目相继落户国家级开发区。区内外贸结构不断优化，进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十一五”期末，实现进出口总额4900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为2915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9.5%。国际合作呈现新亮点，“广州知识城”、“中德(徐州)东方鲁尔工业园”等一批中外合资合作项目稳步推进。“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引导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大力培育龙头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积极扶持内资企业做大做强，内源型发展动力不断提升。

　　“十一五”期间，边境合作区进一步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和通关能力建设，丰富对外经贸和人员往来的形式与内容，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水平，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2010年，边境合作区进出口总额达9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4.1亿美元。

　　(四)创新能力实现提升。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基地。2010年，区内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期末提高一个百分点，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十一五”期末，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产值339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3.8%。据统计，2009年底前批准设立的56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已建立国家级研发中心近100家，省级研发中心500多家，引进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超过96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250家，聚集各类高校达120多所；大专以上学历人数超过230万人，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4%以上。

　　(五)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从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十一五”期末，国家级开发区创造了全国约7%的生产总值、16%的出口总额和6%的税收。2010年，国家级开发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0.48吨标准煤/万元，为全国水平的50%左右，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单位产值化学需氧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积极推动生态工业园、循环经济示范区试点。23家国家级开发区批准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其中8家创建工作已通过验收。2009年底前批准设立的56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已建成10余家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40余家通过ISO14000环境质量体系认证，15家通过ISO14000国家示范区认证。

　　(六)辐射能力愈发凸显。

　　“十一五”期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家级开发区成为了促进城市群和经济带发育的重要支撑点。产业扩散效应增强，通过产业内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产生扩散效应，开发区带动周边地区形成相关配套产业集群，提升了所在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开发扩散效应突显，通过科学规划、成片开发、统筹管理，开发区带动周边地区人口和商贸活动聚集水平迅速提高，一批功能完备的新城、新区迅速崛起，提升了所在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人才扩散效应显著，开发区通过吸引外部人才和培训区内人员，提升了当地人才素质，增强了城市发展的长远竞争力。

　　(七)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继续坚持精简高效的体制，在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经济管理、人事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创新，按国际规则营造重商、亲商、安商的投资环境。部分国家级开发区紧抓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的机遇，在行政管理、城乡统筹、扩大开放、区域合作、生态环保等领域先行探索，开创“区区合作”等区域统筹发展、优势互补新模式，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为综合体制改革探路。

　　(八)社会发展日臻和谐。

　　“十一五”期间，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在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区内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部分国家级开发区的社会保障程度已高于所在城市和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环境和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劳动保障监察、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督等一系列制度逐步建立，国家级劳动关系和谐园区创建工作积极推进。企业工会建设获得良好成效，在企业依法纳税、保护环境、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引导和促进作用。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就业规模逐步扩大，2010年区内从业人员达到920万人，比“十五”期末增长30%。

　　与此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从整体发展看，同我们现阶段基本国情一致，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依然处于成长和转型阶段，产业分工相对处于国际低端，高端产业比重偏低，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的能力总体不强，高端人才的供给不足，粗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越发紧迫。从内部结构看，不同地域间国家级开发区、边境合作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吸引投资与引进技术不均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产业扩张与环境保护不均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迫切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发展能力。从外部环境看，国家级开发区、边境合作区发展方向定位不明确、管理主体地位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授权不充分不稳定、体制机制活力弱化、优惠政策淡化、开发建设资金不足、土地环境资源制约凸显、社会管理事务日益繁重、同所在行政区域责权划分不明确、同其它各类园区竞争日趋激烈，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正在进一步显现，一系列事关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明确。

　　二、发展形势

　　“十二五”期间正处于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区域合作强化、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国家级开发区、边境合作区既面临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一轮增长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加快调整国家级开发区、边境合作区经济结构、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要求愈发迫切。

　　(一)国际形势。

　　1.全球市场需求结构此消彼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变化。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就业不振、需求低迷，为加快经济复苏进程，美日欧等国积极抢占全球贸易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的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措施推动本国制造业振兴和出口增长，降低对外部产品和服务的依赖。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良好，实力不断增强，市场需求扩大，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区域贸易壁垒降低。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应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创新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在巩固发达国家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2.科技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关键。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发达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新兴经济体也积极推进跨国技术合作，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竞争优势和话语权。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需要紧跟全球科技创新的主流，依托“技术窗口”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

　　3.国际产业转移呈现新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技术变革推动科技型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了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配置，先进制造环节、高端价值链工序和现代服务业整合速度加快，跨国服务外包由传统环节外包加速向流程整合外包、服务创新外包等高增值领域转变，转移产业的总体质量日益提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业新一轮分工和转移。国家级开发区和边境合作区要把握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新特点，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积极承接国际高端、新兴产业转移，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