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 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投诚者曾遭枪决(图)(2)

　　地下警委

　　毛森虽然要求“限期破案”，但直到他逃离上海，“警告信”一案也没有真正侦破。军统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继续作恶了——从“警告信”大规模出现到上海解放，总共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毛森的上海警察局长位置，满打满算只坐了不到三个月。

　　不过，毛森在这三个月里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军统出身的毛森使出了军统的手段。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仅在他当警察局长的三个月里，就抓捕了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处决了其中的300多人。这其中，包括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中共地下党功勋情报员李白。

　　在毛森治下的上海警察局，他同样采用了特务手段，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

　　如此高压之下，警察局内部居然冒出了“警告信”，可以想见毛森的愤怒和惊诧。

　　毛森坐不住了，他的专车在虹口、新成、静安寺、普陀、江宁等分局来回奔驰。每到一地，毛森就下令迅即把全体警员集中起来，亲自训话：共产党员只要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有重赏、晋升3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等。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其全家。

　　毛森很清楚，给他发出“警告信”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站在聆听训话的警察队伍里，但上海警察局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之多，恐怕要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据曾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生前回忆，抗战结束时，上海警界各单位已成立了11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成立，到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专政机器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总支部、17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中共地下党员总数达到了500人左右，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在国民党军警宪特集中的营盘里，发展出如此庞大的一支“特殊警察”队伍，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战斗史上是经典一役。

　　可以说，在总警力不足2万人的上海市警察局，听命于毛森的少数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在人数上还不及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指挥动员的警察力量。

　　毛森对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地下党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任职局长的三个月里，有50名警察因为“涉共”而被抓。对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来说，远未伤筋动骨。不过，让毛森如芒刺在背的“警告信”一案很快有所侦获，四名警察因涉及此事被捕。

　　这四个人就是“公安四烈士”：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其中蒋志毅还只是中共外围地下组织“互保立功会”的成员。

　　另外三人中，钱凤岐和刘家栋都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出身的老资格警察，上世纪40年代租界收回后，他们并入了上海警察局。两人都是在抗战胜利前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多年。钱凤岐还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普陀分局支部书记。

　　最年轻的钱文湘牺牲时只有25岁，1947年进入上海警察局杨树浦分局任外勤警员，很快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公安四烈士”是“警告信”一案的主要实施者，但抓到这四个人，距离真正破案还有十万八千里。

　　如果毛森有机会看到警委的全部人员名单，恐怕会惊掉下巴，上海警察局的地下党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遍布各个要害部门，甚至包括每天出入他办公室的勤杂工。如果警委想要对他个人有所行动的话，恐怕就不仅仅是一封警告信了。

　　给上海警察局顽固分子发“警告信”是警委统一部署的一次重大行动，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人事科、户籍科、政治处的地下党员都参与其中，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亲自指挥并直接参与了行动。

　　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这位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并不在警察局之内。毛森甚至不知道邵健的存在。

　　“闲棋冷子”发动

　　现在的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在1949年时还叫迪化路，93号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米店。米店老板是位山东口音的生意人，他就是地下警委书记邵健。

　　邵健1930年就从家乡来到上海，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谋了个巡捕的差事。1938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潜伏生涯。后来出于工作需要，邵健脱了警察制服，开起了米店。当然，这只是掩饰身份，他从没有脱离上海警察局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邵健被党组织任命为警委书记，米店楼上的二层、三层，既是邵健一家的居所，也是警委的联络站、指挥部。

　　旧上海警察局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来租界的巡捕，他们多系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城市平民，籍贯多数是河北、山东、苏北一带，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计划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毕业生为建警骨干，逐步取代旧有巡捕，却因中共地下党策动旧警抵制而落空，国民党的情报、治安机关成为地下党员的庇护所。

　　此后，上海警察局内部地下党组织迅速壮大，形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潜伏力量。

　　警察局的主要职责是城市治安，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的地下斗争并不需要他们冲锋在前。警委的多数党员，都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隐蔽战线工作原则，悄无声息地静默着。

　　上海即将迎来破晓炮声的时候，这些安插在敌人心脏的“闲棋冷子”，也终于得到了等待多年的时机。警委开始主动出击。

　　数以百计的警察地下党员，让警委能够触及上海的各个角落、从贩夫走卒到军政大员的各个阶层。上海市内各方面情况，军政要员的住址、动向、市内到近郊的布防图等等情报，迅速地传递给攻城大军。警察局所属的机动车大队拥有装甲车等武器，是部署在上海市内的重要力量，对其的策反工作也秘密展开。

　　上海的解放是板上钉钉的事，警委的地下党要从内部策应大军入城，确保城市平稳交接，他们封存、保护好档案，对警察的武器装备进行监管、破坏，同时还要防止敌人做鱼死网破的挣扎，保护城市重要设施。准备在失败后潜伏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尚未来得及掩藏身份，其名单就已经被警委掌握……

　　四月份，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亲临上海督战。警委还曾制定过一次刺杀计划。

　　蒋介石当时住在杨浦区的复兴岛，指挥其残余部队作垂死挣扎。警委准备在其乘车的必经之地进行伏击。年轻党员钱文湘是这次计划的参与者之一，他已经多次在杨树浦路侦查踩点，做了充足准备。但刺杀计划最终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没有实施。

　　“警告信”则是对正在疯狂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毛森等反动警察的一记反击。

　　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从解放区电台收听到《约法八章》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记录，把内容全部抄录了下来。他们向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提出了一项计划：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寄给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官并附上一封 “警告信”，一人一信，指名道姓，打击特务和反动警官的嚣张气焰，转变大部分人的徘徊犹豫立场，让他们安心等待我方的接管。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张承宗的同意。

　　邵健、副书记刘峰等亲自动手，搞来油墨、蜡纸、手推油印机，准备了两千多只不同规格、颜色的信封，钱文湘和其他几位警委同志动手开工。打入上海警察局关键岗位的同志很快搞到了两千余顽固警察和军统特务的家庭住址。三天后，一封义正词严的“警告信”送到了他们的门上。

　　很多反动警察和军统特务已经是惊弓之鸟，这封“警告信”完成了对他们脆弱神经的致命一击。

　　黄浦警察分局的小头目吴琼是铁杆国民党员、三青团区队长，为了表达“反共到底”的决心，前不久刚从新开河拉来20桶汽油，声称解放军如果真能攻破上海滩，他要一把大火把黄浦分局烧成灰。结果接到“警告信”并上报后没两天，吴琼竟连个招呼都不打，溜之大吉。

　　黄浦警察分局局长郦俊厚刚从虹口分局调任，搬家才三天，新居地址连亲戚朋友都没来得及告诉，“警告信”就寄上门。吓得他每天上下班都战战兢兢，拉上一个警卫队全程保护。

　　当然，像毛森这样的军统头子不会因为一封“警告信”就放弃抵抗，相反，他们采取了更为疯狂的反扑。

　　上海的解放胜利在望之时，地下党组织空前活跃，也要面临空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