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 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投诚者曾遭枪决(图)(3)

　　四烈士

　　1949年5月13日，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钱文湘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秋益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饭，边洗衣服边等着在警局值班的钱文湘回家。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骤然响起，陈秋益赶紧打开门。两个陌生人不由分说闯进屋，凶悍地说道：“我们是总局的，钱文湘已经被抓了，我们奉命对你家搜查。”

　　陈秋益对丈夫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一无所知，丈夫的突然被抓让她手足无措，只能听凭来人在家里翻箱倒柜。他们对陈秋益焦急的询问一概不答，搜查一无所获，最后只带走了陈秋益捎给丈夫的换洗衣服。

　　陈秋益托丈夫的朋友、同事四处打听钱文湘的下落，她本人还闯到上海警察局大楼，但仍然没有任何收获。在钱文湘就职的眉州路派出所，一位警察悄悄地告诉陈秋益，钱文湘是夜里在宿舍被抓的，抓捕他的人身着便衣，应该是保密局系统的人，“很麻烦。”他能够猜得出钱文湘被捕的原因，但此事性命攸关，不能对陈秋益明说。

　　钱文湘的身份是如何暴露的，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考证。也许是毛森对警察局的恫吓起了作用，有人出卖了钱文湘，也许是他近一段时间的行动被敌人察觉……

　　钱凤岐、刘家栋和蒋志毅也在同一天被捕。

　　潜伏在上海警察局内部的警委系统，一个得天独厚的便利就是能迅速得到敌人的抓捕信息，有时能够提前为党组织示警，有时则在抓捕后进行补救，保护和挽救了大批隐蔽战线的同志。

　　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的董启昭就曾多次起到这样的作用。

　　国民党对上海地下党的抓捕，一般以保密局（军统）、党通局（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主，警察局的力量作为辅助，而且抓捕行动的前一天，参与人员就被禁止离开总局。遇到这样的情况，董启昭就会抓个机会给自己的上线韩复清打电话：“老徐（邵健代号）请吃饭，但我今晚有公事，只能失陪了，烦请转告老徐。”

　　而对警察局内部地下党员的抓捕行动，国民党特务是不会请警察帮忙的。正因为如此，涉及警告信的四人被捕事发极其突然，未及防备。

　　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被警委获悉。直接领导他们的警委沪西区委书记马益三，当即通知与这四人有联系的范白、费清轩等地下党员紧急转移，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国民党警察局对警告信一案的侦破结果到此戛然而止。其他地下党员与被捕的四位同志及时切断了联系并转移，敌人连续多日的严刑拷打对这四个人毫无作用，他们没有吐露半点儿警委党组织的信息。

　　此时，解放军对上海外围的攻坚战已经开始，龟缩在城市中的反动力量在炮声中颤栗着。慌张混乱之下，他们几乎没有留下对被捕地下党员的审讯档案，只有对钱文湘的审讯留下了些许记录。

　　钱文湘被捕当天，上海警察局刑二科科长甘觉就对他进行了突审，试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一网打尽警察局内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他们轮番使用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拔指甲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钱文湘被他们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仍坚强不屈地说道：“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们，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

　　甘觉精疲力竭地连续审讯了几天几夜，看还是审不出任何结果，只得无可奈何地向毛森作了汇报。

    眼看解放上海的炮声越来越近，毛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怒不可遏地将甘觉臭骂了一顿后，亲自出马审讯钱文湘，同样铩羽而归。

    这天，钱文湘又一直被他们拷打到天亮。

    钱文湘等人的坚贞不屈，保护了上海警委，乃至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开特伊！”

    1949年5月20日，驻扎江苏丹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当天，已经进入北平的毛泽东亲自起草复电，指示：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总攻的时间似以择在辰有（5月25日）至辰世（5月30日）之间为宜。

    5月21日中午，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下达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23日，解放军肃清了上海外围残敌，总攻开始了。

    毛森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开始着手准备后事。他当然不是想践行“效忠党国”的誓言、坚守到最后乃至杀身成仁，而是忙着开溜了。

    毛森逃跑前的首要大事，就是选派一个上海警察局长的继任者。这注定是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委任的最后一个警察局长，只有降和死两种结果，在国民党死硬分子看来都不是好的结局，他们已经一门心思地奔逃台湾了。

    一个上海警察局高层的“边缘人物”，被毛森选中顶替这份“苦差”。他就是上海警察局专员兼警员消费室主任陆大公。

    陆大公时年38岁，称得上上海滩最正宗的资深警察。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自嘲是“经历了英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三个统治时期的、觍颜事敌的‘三朝元老’”。

    陆大公1930年从上海格致中学毕业，本已考取香港大学，但家境窘迫，只能就业谋生。凭借旧上海警察中罕见的“高学历”，他从公共租界巡捕房华籍副督察长（俗称“副捕头”）干起，十余年中未离警界，并不断得到提拔，抗战胜利后当上了上海警察局督查处督查长。不过，这个资深警察干得很专业，对政治并不热衷，很快被警察局中的国民党分子边缘化，给他派了个“专员兼警员消费室主任”的位子，明升暗降，削去实权。

    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陆大公被推到了上海警察局代局长的位子上，纯粹是毛森给自己找了个“顶缸的”。只是毛森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陆大公其实已经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策反，早有策应解放军入城的反正之心。

    24日一早，毛森秘书让陆大公去局长办公室的时候，不知吉凶的陆大公心里七上八下。从5月7日下令枪杀李白、秦鸿钧等中共地下党员开始，毛森几乎每天都有处决的命令下达，疯狂的屠杀延续了半个多月。忽然被这个“杀人魔头”召见，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已久的陆大公自然心惊胆战。

    到了毛森办公室，情况大出陆大公意外，根据他的记述：

    “一到毛森办公室，这个恶魔竟一反常态，满面春风，寒暄数语之后即对我说：‘现在台湾的援军未到，上海战局十分吃紧，我奉命在必要时撤退。请你协助，担任市警察局副局长，维持地方治安……’紧接着，他就下令召开总局科处长、分局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应变会议’，当场宣布委任我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这个任命对我党接管上海警察部门自然再好不过，不过陆大公虽然早做好了起义的打算，却实在没有以警察局长身份起义的准备。接受任命之后，他顾不得平日的谨小慎微，找个借口就出了警察局，与党组织紧急联络请示。

    党组织当即指示陆大公，大胆上任，做好警察部门的交接准备。不但如此，党组织还委派地下党员肖大成协助陆大公，他以义务警察的身份，跟着陆大公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上海警察局大楼。

    毛森在24日一早把警察局长的大印交给了陆大公，但他并没有马上逃走。在滞留上海的最后一天中，他仍在上蹿下跳地做着最后的挣扎。

    据当时毛森办公室的接线员马凤仙回忆，毛森的办公桌上有六七部电话，那一天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

    上海警察局掌握的武装力量中，保警总队和交警总队都被毛森当成军队使用，派到了徐家汇一带防线。保警总队在解放军面前不堪一击，大队长、中队长死伤过半，在其身后布放的交警总队袖手旁观。打进打出毛森处的电话都与战况有关，毛森对着电话，或是严厉地发布命令，或是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焦头烂额。

    名义上是上海警察局代局长的陆大公，此时也无比焦虑。毛森给了他大印，却并没有真正交权，仍在指挥上海警察垂死抵抗。到了19时左右，陆大公终于想出个办法。他派人向毛森谎报解放军已经抵近兆丰公园（距离上海警察局大楼仅几百米）。这下，毛森彻底慌了，马上带着几个警卫，分乘两辆汽车狼狈逃去。

    就在毛森离开办公室之前，他的亲信保安处长黄炳信打来了电话，请示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底楼拘留所的“中共分子”如何处理。

    毛森问：“下面还有几个？”黄答：“还有9个。哪能办？”“开特伊！”（沪语：毙掉他）

    少顷，警察总局楼下传出一阵枪声。这是毛森离开上海之前屠杀的最后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为匆忙，甚至来不及把他们押赴刑场，直接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后的空场上就地枪杀。

    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因起义失败而被捕的国军军人聂闻远等9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