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 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投诚者曾遭枪决(图)(4)

    白旗挂满警察局

    地下党员肖大成在紧要时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除了协助陆大公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控制住警察局机动车大队。

    机动车大队的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一个装甲兵营。1947年，国民党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蒋斗争，将这个装甲兵营调到上海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这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属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

    毛森对这支武装异常看重，刚刚上任时，就把机动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钟敏、喻飞调任总局，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加强自己对机动车大队的控制。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开始了对机动车大队的争取工作，与钟敏、喻飞取得秘密联系，二人答应将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

    毛森调离钟、喻二人，看似打乱了地下党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的部署，但缪琅初到机动车大队，毫无根基，长期担任主官的钟敏、喻飞虽然调离，却仍能一呼百应。毛森煞费苦心的安排毫无效果。

    只不过，钟敏在最后抉择的时刻反悔，选择逃往台湾，不过，出于自保，他既没有阻挡也没有透露机动车大队的起义计划。喻飞则如约行事，策动了机动车大队起义。

    一直同喻飞秘密联络的就是肖大成。

    24日中午，肖大成和喻飞一起赶往机动车大队驻地。缪琅已经不知去向，机动车大队的各中队长唯喻飞马首是瞻。14时，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

    此时的毛森尚被蒙在鼓里，他一直把拥有重武装的机动车大队当成最后的杀手锏。解放军的攻势如泰山压顶，24日当天占领了上海近郊，毛森谋划把机动车大队调到苏州河北岸，发动巷战，做最后挣扎。如果这些铁甲车沿着苏州河北岸布防，与建筑内的守军配合，将会在苏州河河面和桥梁上编织一张高低结合的强大火力网，使解放军举步维艰。

    结果，他电话下达给机动车大队的命令根本无人执行，被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

    逃离上海之前，毛森已经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本想调用装甲车载自己出城。肖大成接过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正式起义了，不会再跟你走了！”毛森听完连声追问讲话的是谁，并破口大骂，扔下电话后带领一批亲信慌忙逃离警察局。

    25日凌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到达机动车大队时，这里的每辆装甲车上都挂着白旗。毛森无论如何也指挥不动的这支武装，旋即接受了解放军的领导，装甲车发动起来，跟随解放军去肃清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残敌。

    在上海警察局大楼，毛森前脚刚走，陆大公就以代局长的名义给全市警察机构下达命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从上海警察局大楼到各个派出所，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白旗，宣布投诚。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首先是常熟路分局于25日0时05分报告，他们已遵命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顺利进驻该局。接着，苏州河南岸各分局陆续来电报告，已分别为解放军所接管……

    25日上午10时，陆大公身穿便服，伫候于福州路江西路口，毕恭毕敬地迎来了进驻市警察局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收编旧警员

    上海在5月27日宣告解放，而接管上海警察机构的人民公安队伍，在此前两天就已经进驻了这座城市。

    5月初，中共华东局就已经开始着手组建上海的人民公安队伍。南下干部中的骨干几乎全是来自原华中和山东各地老区的同志，总数约1400人，由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济南市警察局局长李士英率队指挥。

    南下公安干部们首先集中在江苏丹阳集训，学习接管政策。在上海市内的中共警委也派来了联络员，为南下公安干部们讲解上海警察局的情况，并将警察局的地理位置、大门、侧门、所有通道画成地图。

    5月25日，在丹阳待命的公安部队接到了进驻大上海的命令，李士英立刻率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枪炮声，乘坐火车奔赴上海。

    当晚，部队进入上海市内，露宿上海交大体育馆篮球场。李士英安顿好部队，马上化装成平民，到了刚刚夺取不久的徐家汇地区。

    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书记邵健的家就在那里。

    两双大手握在了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十余年的山东大汉邵健痛哭失声。

    邵健将警委的工作和上海警察局的情况向李士英进行了汇报，并且把警委全部成员的名单交给了他。

    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地下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警委的全部人员名单汇总到邵健处，只有他一个人掌握。

    这份名单自然不能直接记录下来，邵健也不能单凭记忆就记下每个地下党员的情况，他利用情报技能，自己创造了一套密码花名册，把1948年至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的472名中共地下党员的警号、入党年月、分布单位等具体情况变成了英文字母、数字和汉字交错的代码，隐注在一本《王云五小词典》里，解码索引则在另外的几本书里，还有另一层加密程序。整个的密码破译方式只有邵健一人掌握。

    直到上海解放，邵健才把党员名册及基本情况表翻译出来，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公安局党委。

    5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上，南下公安干部与中共上海地下警委召开了会师大会。李士英以上海军管委员会公安部长的名义走上了操场临时讲台，对着台下两千余名人民公安的队伍，朗声道：“今天，上海旧警察局灭亡，新警察局诞生！”

    27日9时许，中共华东局社会部梁国斌、李士英、杨帆三位副部长，正式率队接管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185号）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总部。

    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参加了当时的接管仪式。据他回忆：

    进入警察局大门时，大门上方悬挂着一面白旗，到了大院后，又见四周楼房的窗口处，有人伸出胳膊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向我们摇动，声音不大地喊着：“欢迎解放军!”几位领导向大家挥了挥手，直接乘电梯上到北部五楼旧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原局长办公室工友、中共地下党员冯鸿顺同志，他高兴地为我们搬座冲茶。整个大楼完好无损，整齐有序。局长室对门的大房间里，分类排列着旧警察局机关警员使用过的各种枪支。

    身着旧警服的陆大公恭恭敬敬地走进来，一个立正举手敬礼，大声道：“报告长官!我代理上海市警察局长，现在接受共产党的接管。”

    李士英副部长接过陆大公呈交的各项手续后宣布：“上海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上海人民政府将成立新的公安局，它将是保卫城市、服务人民的公安局。希望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办理好移交，共同做好管理工作。除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我们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出路。”

    上海解放，全市警察系统除极少数人潜逃外，超过90％的警员留了下来，平静地等待接管、收编，这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全国的城市地下斗争中也是少见的。

    陆大公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局当顾问，在经历了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汪伪政权警察和国民党警察“三朝元老”之后，开始了他人民警察的新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