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批珍贵资料中，有一部他保存了近50年的翻译手稿，那是友人罗淑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何为》的手稿。

　　罗淑，1903年12月生，比巴金大一岁。原名叫罗世弥，四川简阳一个盐商的女儿。

　　巴金是先认识罗淑的丈夫翻译家马宗融的。192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巴金在索非家第一次见到心中久仰的“马大哥”，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朋友。马宗融请巴金去上海大戏院看了德国影片《浮士德》，又请他喝咖啡。在咖啡店里，马宗融兴奋地毫无掩饰地向巴金吐露了他正在热烈追求一位家乡师范女学生的秘密，整个晚上巴金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不久，马宗融回了四川。

　　9月下旬一个傍晚，马宗融带着一个相貌端正、举止大方、说话不多、脸带笑容的姑娘来到了索非的家，这个姑娘就是罗世弥。虽然才分别几个月，马宗融却变得斯文了许多。他告诉索非和巴金，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学去工作，她要去法国找哥哥，他们明天就要一起登船远行了，这次不能多谈。有姑娘在场，连告别握手都有点生疏。这是巴金与罗淑的最初见面。

　　再见到马宗融夫妇已是四年以后，他们从法国归来，还带着一个只会讲法国话的可爱女儿。马宗融回国后在复旦大学教书，而罗淑在南翔立达学院高中部教书，一家住在拉都路(今襄阳路)敦和里，巴金住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麦加里，两家交往也多了起来。

　　马宗融豪爽好客，罗淑性情温厚又善于联络朋友，很快家里的客厅和幽静的小院便成了巴金、靳以等许多年轻朋友相聚的好去处。一个星期大家总要在这里度过几个愉快的夜晚，畅谈文学、生活和理想。

　　在这个小天地里，巴金从马宗融夫妇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友情，罗淑像大姐姐关心小弟弟般地关照巴金，使他感受到好多年未有过的温暖和亲情。

　　那几年，巴金在生活和事业上都遇到了许多麻烦和不顺，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身上带着一支自来水笔到处跑，跑累了，便回上海休息，他常常独自沉浸在苦恼的氛围中。

　　为使自己摆脱绝望的心境，巴金几次向罗淑倾诉满腹怨愤和苦闷。每次，罗淑都是认真地倾听，巴金倒完了满肚子苦衷，她才平心静气地开导安慰他。有时，大姐姐也会毫不姑息地批评巴金一些不正确想法和看法。推心置腹的话语和大姐般的温情，总会使心情郁闷的巴金离去时如释重负心情愉快。

　　巴金由衷地称罗淑是他的众多朋友中给他帮助最大的一位。从罗淑那里，他懂得了友情的真正含义和许多做人的道理。

　　1938年2月27日，罗淑在家乡成都生下儿子20多天就因产褥热不幸去世。巴金是3月初得到消息的，他不相信一个美满的家庭轻而易举地被死亡摧毁。那天，巴金和靳以长时间地对坐无语，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表达内心的痛苦。友人的离去在巴金的心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虚，悲痛日日夜夜折磨着他。两个月后，巴金在广州写下了感情深厚的《纪念一个友人》。他在这篇文章中尽情地抒发了对罗淑的敬爱之情，称罗淑是“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的“社会革命的斗士”，称她的“文章和人都有一种真实朴实的美”。

　　罗世弥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和翻译家。当她悄悄地把第一篇创作拿给巴金看时，他激动万分，没想到他尊敬的大姐有这么好的文笔和创作才华。推荐《生人妻》发表时，巴金给大姐起了个美好的笔名“罗淑”。小说1936年在《文季月刊》一卷四号上发表，很快引起文坛瞩目。此后她又接连有几篇小说问世。罗淑在世，巴金从未当面说过一句恭维感谢的话，但罗淑病逝后，他在文章中喊出:“别了，我永不能忘记的友人！”

　　这种真诚的怀念，从巴金保存下来的罗淑译稿《何为》上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何为》是罗淑从法国归来后翻译的第一本书。留法几年中，罗淑阅读了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大量欧洲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使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她一边管好家和孩子，一边支持丈夫进行翻译。同时还利用教书余暇时间悄悄尝试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1936年初，巴金在整理旧书时，偶然翻出了一本法文版的《妒嫉》，这书是法国女作家司塔尔科瓦从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节选翻译的。小书是巴金1928年春在巴黎塞纳河畔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买下的。他决定把它译出来，同正在翻译的廖抗夫的短篇小说《薇娜》、司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和另外的一篇作品合编成一册描写旧俄国新女性姿态的小集子。后因全心投入《灭亡》的写作，只译了几页，就搁下了。这次偶然翻出，巴金又萌生了翻译的念头，他想到马宗融夫妇，决定拜托他们完成这件工作。

　　马宗融夫妇畅快地答应了巴金的请求，巴金即在刊物上作了预告，过了一个多月，罗淑把一摞整齐的译稿递到巴金的手上，整部译稿是罗淑一人完成的。巴金一页一页翻看译稿，心绪难平，译者流畅的文笔令他高兴和惊讶，他从心底感谢罗淑为他了却了一桩心愿。

　　为使译本更忠实于原著，巴金花费了不少时间对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对和修改，今天翻开这部用开明书店绿格竖行稿纸书写的译稿，几乎每一页上都有巴金修改的笔迹。年代久远岁月流逝，译稿的纸早已泛黄，罗淑原稿的钢笔字迹已呈暗褐色，而巴金用钢笔修改的字迹还蓝色犹存，很是耐人寻味。它告诉后人，在罗淑的这部译著中，同样倾注了巴金的很多心血。

　　校改完《何为》，巴金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他首先表达了对罗淑译出这部书的喜悦心情，而后又着重提示读者:小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男女青年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指导作用。

　　小说“独特的使命”和巴金对译者的敬爱之情，使得他对《何为》的翻译出版格外偏爱。《何为》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11种，1936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发行，5月《何为》再版。《文化生活丛刊》的前10种里有鲁迅、茅盾、巴金、丽尼等名家的译著，罗淑的《何为》能被列为第11种，可见他对译著和译者的重视程度。

　　《何为》中译本问世后，巴金把罗淑的翻译原稿妥善保存了起来，罗淑病逝，这部译稿显得更加珍贵。为便于收藏，巴金托人把手稿装订成册，还为译稿配上了蓝油布的硬壳封面。在这本“独特的书”的扉页上，巴金用钢笔工整地写上了“何为巧尔勒雪夫斯基著罗淑译巴金藏”的字样，并郑重地盖上一方“巴金藏书”的印章。几十年来，巴金保存了许多名家的手稿，但对待《何为》译稿的这般珍爱程度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两人友情之深。

　　罗淑逝世以后，巴金专门写了纪念文章。几个月后，又亲自为故人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生人妻》，收了作者四篇小说:《生人妻》、《桔子》、《刘嫂》、《井工》。其中《井工》是罗淑亲手交给巴金的最后一篇小说。

　　编辑这部小说集时，巴金在广州，蛰伏在书桌上一笔一画誊抄罗淑字迹潦草的小说稿时，头上日本人的飞机正在盘旋投弹。

　　1939年9月，巴金又为罗淑编辑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地上的一角》。薄薄的书中只有《阿牛》和《地上的一角》两篇小说。其中《地上的一角》是初稿，罗淑不幸病逝，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修改。巴金在桂林得到原稿，只慎重删除了重复地方，稍动了个别的分节分段处。这本集子编辑整理工作也是在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险恶环境下完成的。

　　1941年3月，巴金在重庆为罗淑编了第三本创作集《鱼儿坳》。书内收入刊物上发表的3篇散文《捞粪草》、《轿夫》、《弄堂里的叫卖声》，及作者两篇尚待整理的小说遗作《鱼儿坳》和《贼》。

　　这年初，巴金回了趟成都老家，他专程前往罗淑墓地看望友人。那天，与他同往墓地的还有马宗融。巴金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巴金忍不住小声对马大哥说:“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巴金备加怀念在上海罗淑温馨客厅中朋友们无拘无束开怀畅谈的一个个夜晚。

　　1941年8月，巴金又在昆明为罗淑编辑了翻译小说集《白甲骑兵》。这是自《何为》后他为罗淑编的第二本翻译作品集。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这部翻译小说集才初版发行。经历6年时间巴金才了却了这桩心事。

　　从1936年4月到1947年10月的12年中，巴金共为罗淑编辑出版了五部书，其中四部是在她去世之后。可见他们的友情至诚至深。

　　解放初期，巴金在上海的家中清理旧书旧稿，偶然翻出罗淑的译著手稿《何为》，睹物思人，心绪难平。几经战乱几经沧桑，友人罗淑的手稿竟能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真是幸运。他把译稿交给了平明出版社去重排，还把原著中的8幅插图放在了正文前面，平明版《何为》1950年3月出版，此时，恰逢罗淑逝世12周年，巴金将这部书，当作一份最好的祭奠供奉在了罗淑的灵前。

　　1949年4月上旬，马宗融也离开了这个世界，送走他后，巴金把他们夫妇遗下的一双束手无策的儿女带回了家，照顾抚养，直到他们自立成人。

　　本文摘自《传记文学》2008年第12期，作者刘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