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种观点，是以东北师范大学的常城教授为代表。常城在1980年出版《张作霖》一书的前言中说：“对张作霖这样的反动军阀，既不能称之为‘豪杰之士’，也不能看作为反日的‘英雄’。多年来，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绞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发起人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出现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是研究不够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意识使然。首先从研究的角度看，支撑“民族英雄”观点者认为，张作霖十几年里，没与日本签订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而另一方则说“多年来，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签订过很多经济合作协议，在张被炸前，就曾亲自与日本签订了满蒙新五路中的延(吉)海(林)、洮(南)索(伦山)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后又下令交通部次长兼航政司司长赵镇，与满铁签订了长(春)大(赉)线的合同。这说明，张作霖没与日本签订任何密约的立论，是不成立的。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就因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铁路承造或其他经济合作的合同，就下结论说张作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我们稍稍打开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大事年表，就会发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多的是抵制和抗争。据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水野明的研究，张作霖为抵制日本通过土地商租侵略中国，曾以东三省巡阅使或省长的名义，公布法令、训令、命令、密令、通令、指令、取缔令、败诉令、通谋、训示、布告多达359项，严禁向日本人出卖或商租土地。这些法令的实施，在抵制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侵略势力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经过长时期阶级斗争和政治对立的时代后，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有阶级和政治的色彩是必然的。在把封建地主阶级看做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时，张作霖被定性为封建军阀，也自然被划入“反动”和“卖国”的行列。实际上，包括张作霖在内有好多人，虽是封建军阀，但并非就一定和“卖国 ”相联系。然而，我们的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这两者必然地联系一起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导致对张作霖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该如何全面评价张作霖？怎么样定位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