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进城: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2)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这原本是一则司空见惯的报道。如果不是内容与三轮车夫有关，她完全可能一扫而过。

　　报道指出，××市交警支队认为，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遭到三轮车夫的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某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该市有一万余辆无牌无证三轮车，且呈现出集团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趋势。三轮车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该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报道还写道，有政协委员建议，该市已进入堵车时代，应当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

　　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他们纷纷向梁鸿倒苦水。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忙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一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

　　“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

　　完成“抢劫”这一步后，“托儿”上场了。

　　“托儿”，是指与执法部门有紧密联系的人。三轮车被罚没后，车夫就找到“托儿”，付一定的酬劳，由“托儿”把罚没的三轮车要出来。酬劳接近三轮车价的1/4。

　　梁鸿的记述中，车夫与“黑狗子”经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会有暴力冲突。有一次，一个梁庄老乡的三轮车被几个人扔到车上，欲强行拉走。老乡不干，死活护着车，但最终他被戴上手铐，车还是被拉走了。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最终，交警队还了车，要他交了100元停车费及罚款。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她赞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句话：“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她把这句话写在书中很醒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