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进城: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4)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她如此描述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鸿在书中写道：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

　　“这不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翻版吗？”梁鸿叹息。

　　这个年轻人还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她问过梁平收入。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这不和马克思描写的一样吗？工人没有自己的时间，拿着最少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梁鸿一连串用了3个“工作”，来强调工人的生活。

　　年轻人在不断叙述，梁鸿脑子里却想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她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写进书中。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这是一个“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他经常在晚上步行40分钟到一个工友聚集的地方，但很少说话，很少参与活动，只是翻翻报纸，看看其他人打球。有时他什么都不干，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晚上9点多，他再徒步走回工厂。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工人流动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时间太长。一天10多个小时工作，下班谁还有精力读书？”主任告诉梁鸿。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