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进城: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6)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有一次，梁鸿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一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老学者站在台上讲，城中村影响市容，应该彻底消失。

　　“当时我就想，如果在台湾，我会脱下鞋砸他。”梁鸿说。

　　她没有脱鞋，而是站起来大声反驳这名老学者的观点。她反驳说，城中村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居住活动的场所，是农民工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城中村消失了，那中国两亿多农民工将失去委身之所。

　　“不能仅仅以市容的观点来看城中村。”她大声说道。

　　会后，一名湖南籍的农民工代表，握着她的手说：“妹子，我就喜欢你说的话。”回到湖南后，这名农民工给梁鸿寄来一大包“杜仲茶”。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然而，当她和梁庄人分享桃米村的经验时，没几个人把她说的当回事。甚至当地的领导，也没专心听她讲。

　　眼下，“南水北调”工程，要占村里的地。大家更关注这个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村里人纷纷议论，村干部在土地统计上有虚构的部分，但大家只是发发牢骚，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抗议，仿佛这个村子的地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乡亲们这种身处事中、但又置身事外的态度，让梁鸿产生颇多感慨。

　　她想起了黑女儿。这个可怜的女孩，小小年纪，承受如此大的创伤，家人却没有勇气将侵犯她的人告上法庭。但在村里，黑女儿却已成大家的谈资。

　　她还想起了一件事。村里的军哥意外死亡，认领的告示四处张贴，可是军哥的弟弟却不敢去认尸。因为一旦确认，军哥的地就要被收回，“南水北调”的占地补偿款，就落不到他的弟弟手中。乡亲们在痛斥军哥弟弟无情的同时，又可怜他，希望他能得到军哥土地的补偿费。

　　种种这些事情，让梁鸿想逃离。

　　离开梁庄后，她到市区的茶馆听了一场戏。一个脸色黝黑的老农民唱了一出岳飞的《满江红》。

　　台下，一个喝醉酒的中年汉子，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眼，晃着头，随着《满江红》的旋律，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

　　中年人的敲击，每一下都击中梁鸿的心。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终将离梁庄而去，任由梁庄沉浮。就像小柱病倒的时候，她明明在家，却始终未去看他。至今，她也说不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