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进城: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5)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小时候，她和小柱经常玩一种“冲撞游戏”。两队人马，每一队的小伙伴都紧紧地拉着手，相距几丈远，高喊着：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马任我挑。

　　挑哪个？

　　挑XX。

　　XX是某个小伙伴的名字。被挑的这个人，就拼命冲向对方的队伍，如果将队伍冲散，就把对方的一个小伙伴领过来，作为自己的队员；如果没有冲开，自己就留下。梁鸿通常紧跟小柱，因为小柱是队里的“常胜将军”。

　　但小柱从青岛回来后，一下子就软下身体，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梁鸿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小柱死亡。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很快就领教氰化物的厉害。她在书中描述道：“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们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梁鸿引用了里克尔《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的一句话，作为祭奠：“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相对死亡来说，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就有点微不足道了。比如老板克扣工资等行为。

　　当然，工人也在悄悄地“反抗”。怠工、偷窃或者破坏设备，是工人常用的一种反抗方式，他们借此得到“正义”。有学者称，这种匿名反抗的行为，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反抗风险很大。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的几十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到这座城市的外资企业管理局告老板的状。老板经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付给他们工钱。管理局推卸责任，将他们打发到别的部门。如此一来二去被踢皮球，工人们愤怒了，到劳动局门口列队站着。

　　最终工厂被开了罚单，但工人们的噩运也来了。在梁鸿的记录中，先是领头的一个人在夜里被人打伤。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发现，“浑身青紫，奄奄一息”。后来，那些被认为是挑头的工人陆续被打。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