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案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诉讼时间长,涉及损失评估等多方面,单靠受害者的力量很难走完诉讼全程。而相比公益诉讼和受害者个人的诉讼,政府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人员和经济作支撑来与企业打一场官司,非常有利于争取民众的权益。
此外,吴晨还特别提到了惩罚性赔偿,这与损失无关,是为了惩治侵权人的恶意行为,警示其不要再犯,而且有时候比损失性赔偿多得多。
如何完善市场中环境要素?
要通过提高资源价格、环境信息公开等各种办法让企业感受到压力
改变这一不合理现象,增强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力,必须要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中的环境要素,让市场在推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马军和丑景垚都认为首先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而比立法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这些法规得到严格执行”。
马军说:“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的发展模式并未真正得到扭转,粗放的、资源扩张型的发展模式仍在继续,地方政府不顾环境情况追逐GDP的情况仍然存在。”他认为,紫金矿业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国内有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说不清的关系,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这使得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保护力度更大,而严格执法的难度也就更大了。”
国内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者的索赔之路通常艰难。英国石油公司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出资200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因为如果他们不主动,将会承受多方面的压力。”马军说,当地议员会代表当地人的利益向其施加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还将面临受害者的诉讼赔偿,而且数额会更为巨大。
完善市场中的环境要素,马军认为还可以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实现,“我国资源成本整体是偏低的,南方某些地区的工业用水价格甚至不到1元/吨。”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水、电、气等资源实行阶梯价格,企业的能耗指标、排放指标等直接与生产成本挂钩,可以让企业感受到其中的压力,从而迫使企业加强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以获得更好的收益。
同样,排污成本也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在严格总量控制的情况下,通过开展排污权交易,企业减少的排污量就可以变成收益;相反,如果企业环保工作不到位,超标排污就要缴纳更多排污费,同时会使生产受到限制。
“因为这些措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所以股市投资者也会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发展粗放、环保不过关的企业就可能得不到认可。”马军说。
一直以来,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保护部、环保NGO等各方力量在大力推动的。马军和他的团队每天收集各地企业的环境违规信息,并通过污染地图的形式展现出来。“如果信息公开比较到位,企业会在不同方面感受到压力。比如,银行授信、对外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等方面。”但是,他强调,“环境信息公开本身不能解决污染问题,只有激发起人们的后续行动后,公开才真正有意义,但我们在这一步上还有很大欠缺。”
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社区知情权法》,要求社区周边企业要公布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情况。在第一次信息公布后,NGO、媒体等社会中的活跃力量将数据进行整理并据此对企业进行了排名。这个“排行榜”在社会中引起了震动,排放量大的企业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其中一家企业主动承诺将采取措施,在5年内实现有毒有害物质减排90%。它真的做到了,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例子。”
反观国内,虽然推动的力量一直在努力,但很多环境信息的公开是零散的,而对数据进行整理传播的工作也有待加强。因此,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没有激发公众的行动,加之国内环境诉讼的困难等因素,也就不能让企业感受到足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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