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奎开始了走街串巷的剃头生涯。过去的达官显贵客户从此就断了线。靖奎好面子，城里都是熟人，怕寒碜，“当惯掌柜了，还下街给人干活去！”所以靖奎就上远处，骑着自行车上马甸、黄亭子，那时还都是村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但自个儿干也不行，“公家管你哪，比如我正干活呢，有人来查，干吗的？拿照来。没照就不行。得罚你，就得偷着摸着的。”靖奎有自己的对策，他开始上人家里做活，“给姓张的做活，姓张的给引荐几家，到姓李的家呢，又给引荐几家，各户引各户，一共一百多家，我都做不过来。”做完活了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公家就管不着了。日子久了，收入也不错，那个时候老伴一个月挣30块钱，靖奎好的时候能挣100块。渐渐的，靖奎也想得开了，这行业在旧社会，是下贱，是不受人尊敬，是受人轻视，现在社会分工全一样，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今天当官了，没准明天下野了。国民党当司令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也跪着，你跟我一样，有什么区别呀？靖奎从此只在城里头做活了，“爱知道不知道吧。”比如德胜门、安定门，这儿固定的老客户就有200多家。

　　让靖奎惦记的是房。地安门理发店被“合作”了没给钱，靖奎没管，“老伴掺和了，就没我事儿了。可那房呢？”靖奎高了一嗓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靖奎主动把地安门的房契上交了，那个时候不交不行，房管所后来把靖奎的房卖给了一个摩托车厂子。靖奎说不搬，老伴非要搬，有些街坊讽刺他，人家还住自己的房，你这房国家都收了，靖奎想，搬就搬呗，全家搬到了胡同杂院，没想到就再也回不去了。

　　文革后落实政策，靖奎说，我还要房。找了房管所一年，没人搭理，没辙了，去领了600块补偿款。那个时候600块钱还值钱，但靖奎现在想，100万也不卖。那是什么地方？地安门大街呀！靖奎总记得地安门西边那个楼，现在是银行，那房子是他的。后来慢慢也就淡了，“也就瞎凑活吧，什么事都不想了。”

　　剃头手艺的“老祖宗”

　　不管哪朝哪代，靖奎大爷守着一肚子剃头经：这行业，你瞅着没什么。就跟那化妆的似的，这人要不好看，能给这人推得好看喽。我们做活，这人颧骨高，就给他头发留厚一点。那人歪脑袋，你不能再随着歪，一边头发要厚一点，一边头发要薄一点，这脑型、脸谱一人一样，做活细的就要把主顾记在心上，头的样子，长短大小全知道。但干我们这行的，很难，跟别的手艺不一样，别的手艺能改，坏了就坏了，这剃头，就补不上了，头发已经没了你怎么补啊？说你一不留神，拉一口子，这可就拉流血了。靖大爷叹道，难哪！就难在这地方！

　　靖大爷说自己已经是剃头这个行当的“老祖宗”了，干理发的，能干到这岁数，往上说，没有，往下说，也没有，“活他妈90多”。靖大爷十几个徒弟，除了在农村的那个女弟子，都死光了。做这行的，60多，甚至50多就都“回去”了。过去做活老吃半截饭，一顿饭得吃四五回： 来客人了，赶紧撂下，给人做活去。刚吃两口，又来人了，又得撂下，身体吃亏了。另外老得站着。剃头这行又没有规矩，挣了钱吃喝嫖赌的多，太随便，把身体都毁了。

　　只有靖大爷活过了这道坎。7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理发。摔了几次，害怕了。到85了，有人送给他一辆三轮车，他就骑着三轮出门做活。只是后来花哨的美容美发多了，找他的年轻人就渐渐少了，全是上岁数的老主顾，“有病的呀，出不来的呀，上他们家给他们做去 。”再后来，老主顾们也都纷纷去了，靖大爷数着，20多年下来，“剃死”了四百多人。“有时候一天就死仨俩的，下回我一去，哎，这人没了。又上一家，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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