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奎开始了走街串巷的剃头生涯。过去的达官显贵客户从此就断了线。靖奎好面子,城里都是熟人,怕寒碜,“当惯掌柜了,还下街给人干活去!”所以靖奎就上远处,骑着自行车上马甸、黄亭子,那时还都是村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但自个儿干也不行,“公家管你哪,比如我正干活呢,有人来查,干吗的?拿照来。没照就不行。得罚你,就得偷着摸着的。”靖奎有自己的对策,他开始上人家里做活,“给姓张的做活,姓张的给引荐几家,到姓李的家呢,又给引荐几家,各户引各户,一共一百多家,我都做不过来。”做完活了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公家就管不着了。日子久了,收入也不错,那个时候老伴一个月挣30块钱,靖奎好的时候能挣100块。渐渐的,靖奎也想得开了,这行业在旧社会,是下贱,是不受人尊敬,是受人轻视,现在社会分工全一样,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今天当官了,没准明天下野了。国民党当司令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也跪着,你跟我一样,有什么区别呀?靖奎从此只在城里头做活了,“爱知道不知道吧。”比如德胜门、安定门,这儿固定的老客户就有200多家。
让靖奎惦记的是房。地安门理发店被“合作”了没给钱,靖奎没管,“老伴掺和了,就没我事儿了。可那房呢?”靖奎高了一嗓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靖奎主动把地安门的房契上交了,那个时候不交不行,房管所后来把靖奎的房卖给了一个摩托车厂子。靖奎说不搬,老伴非要搬,有些街坊讽刺他,人家还住自己的房,你这房国家都收了,靖奎想,搬就搬呗,全家搬到了胡同杂院,没想到就再也回不去了。
文革后落实政策,靖奎说,我还要房。找了房管所一年,没人搭理,没辙了,去领了600块补偿款。那个时候600块钱还值钱,但靖奎现在想,100万也不卖。那是什么地方?地安门大街呀!靖奎总记得地安门西边那个楼,现在是银行,那房子是他的。后来慢慢也就淡了,“也就瞎凑活吧,什么事都不想了。”
剃头手艺的“老祖宗”
不管哪朝哪代,靖奎大爷守着一肚子剃头经:这行业,你瞅着没什么。就跟那化妆的似的,这人要不好看,能给这人推得好看喽。我们做活,这人颧骨高,就给他头发留厚一点。那人歪脑袋,你不能再随着歪,一边头发要厚一点,一边头发要薄一点,这脑型、脸谱一人一样,做活细的就要把主顾记在心上,头的样子,长短大小全知道。但干我们这行的,很难,跟别的手艺不一样,别的手艺能改,坏了就坏了,这剃头,就补不上了,头发已经没了你怎么补啊?说你一不留神,拉一口子,这可就拉流血了。靖大爷叹道,难哪!就难在这地方!
靖大爷说自己已经是剃头这个行当的“老祖宗”了,干理发的,能干到这岁数,往上说,没有,往下说,也没有,“活他妈90多”。靖大爷十几个徒弟,除了在农村的那个女弟子,都死光了。做这行的,60多,甚至50多就都“回去”了。过去做活老吃半截饭,一顿饭得吃四五回: 来客人了,赶紧撂下,给人做活去。刚吃两口,又来人了,又得撂下,身体吃亏了。另外老得站着。剃头这行又没有规矩,挣了钱吃喝嫖赌的多,太随便,把身体都毁了。
只有靖大爷活过了这道坎。7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理发。摔了几次,害怕了。到85了,有人送给他一辆三轮车,他就骑着三轮出门做活。只是后来花哨的美容美发多了,找他的年轻人就渐渐少了,全是上岁数的老主顾,“有病的呀,出不来的呀,上他们家给他们做去 。”再后来,老主顾们也都纷纷去了,靖大爷数着,20多年下来,“剃死”了四百多人。“有时候一天就死仨俩的,下回我一去,哎,这人没了。又上一家,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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