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大爷演的最后一场戏是片中的高潮。当时预备拍摄敬大爷安排好了自己后事的场面。哈斯朝鲁正在布景，靖大爷的女儿跑过来说，导演不好了，我爸不行了。哈斯朝鲁冲进休息室，靖大爷正坐在沙发上哆嗦，脸煞白，浑身冒虚汗，哈斯朝鲁吓坏了，怕老人心脏病犯了，扶他躺下。靖大爷一动不动，剧组的人都进来了，满屋子鸦雀无声。过了一个多小时，靖大爷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哈斯朝鲁要送他去医院，靖大爷握着他的手说，导演，没事，拍吧。哈斯朝鲁为难，不拍吧，对于片子来说太遗憾了，拍吧，对老人太残忍。靖大爷还是握着他的手，说，没事，拍吧。不拍我怕就拍不成了。结果那场戏四五个镜头，改成了一个镜头，就让靖大爷孤独地坐着，看着自己的遗像就行了。镜头一共10秒，但是开机以后，哈斯朝鲁很长很长时间不忍心喊停，最后喊停的时候，哈斯朝鲁的眼泪不由自主哗啦流下来。现场的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剃头匠》原定拍40天，一个月就顺利拍完了。靖大爷后来领了2万多块钱的片酬，心里头很过意不去，“剧组里的这些人百分之百对我都好。人家对我这么好，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影片开始陆续在一些地方放映了。靖大爷出席了北大的首映式，他对自己的表演不是很满意，认为片里的自己有点迟钝，说话、动作也不怎么好。他要导演原谅他这一点，因为他没干过这事，“要再拍，准比这好一点。”靖大爷再一个不满意是这个片子里自己尽做活了，“这有什么呀，这没意思！教育教育呗。”靖大爷觉得还应该在剧本里头添这么个戏：“比如我做活去吧，有子女不孝顺，应该我劝子女们，对老家伙好一点。”
不过，哈斯朝鲁对靖大爷的表演赞不绝口，称他是天才演员。比如片子里要拍敬大爷去给窝在家里的米大爷做活，要求表演拉开窗帘透气的动作，结果靖大爷自己发挥上了，先说“你这屋里都什么味呀！”然后才自自然然地拉开了窗帘，效果出人意料。
都是一辈子
2007年1月9日下午，本刊记者找到了靖大爷住的那片胡同，大杂院里挤着太多的人家，实在摸不到方向，只好给靖大爷打了电话。“你等着，我来接你。”靖大爷拖着音喊着大声。不一会，巷子里就出现了靖大爷的身影，银发透亮，腿脚稳当，9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70多岁的硬朗。这么些年，他基本没住过医院，没怎么连累过儿女。
靖大爷如今和后老伴住在一间12平米的小屋里，与儿子和女儿是邻居，三户人总共三间半房子，大小都差不多，这些房子也是在别人的院子里搭出来的，只留了一线过道走人，还堆着三轮车、蜂窝煤，晾着大人小孩的衣服。正是入三九的第二天，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两度，靖大爷的屋里比屋外暖和不了多少。屋里本来安了暖气，但是没有人添火，暖气也就成了摆设。老人自己也没烧炉子。靖大爷倒没觉得冷，中山装外只套了件棉背心，有70多年烟龄的他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小屋子里摆满了老式的电器和家具，拾掇得很干净，床单都是平平展展的。一张《剃头匠》的海报贴在进门显眼的地方，一盆葱搁在窗沿上。
因为记者来，靖大爷打不了小牌了。他上午刚做了一个活，往北海“腿着”去的。“他儿媳妇来家找我来了，一个老头子，半身不遂，说大爷您给我公公剃剃去吧，给我桌上扔了三块钱。”家里的后老伴不愿意了，说这么点钱你就给做了？靖大爷说，争什么呀？争这点钱管什么用，人家一时半会拿出不来，怎么办呢？我去就去吧。
“没钱要理，你说是不是？”靖大爷给记者沏上了茶，很细心地把泡好的茶叶专门撇出来，滤清的茶水倒在杯子里。
靖大爷每天遛着弯买份《北京晚报》，有人对老北京发言，靖大爷张嘴就数落：“哎哟，说北京这多少门那多少门，全他妈说错了，不对，北京的城门是里九外七皇城四。”他也看电视，但是只看新闻和杂技，“这都实的。杂技团真功夫，剩下电视剧瞎掰的。咱们这尽假的不行。”上岁数了，靖大爷对儿女孝不孝顺最关注，“恐怕你不爱听，现在这年轻人我瞧不了。不孝顺父母，你们还有良心吗？”靖大爷对现在的社会风气也颇有微词，“现在坏人忒多了。我看报纸，抢100多块钱就扎死人，现在这没有人性啊！”
靖大爷以自己一辈子的经历，总结出“哪个社会，都有兴一部分人，灭一部分人”。“哪个社会都有奸细，哪个朝代都有坏人，当官的都一样。比如贪污这事，不能够赖党不好，是个别的干部不好，你不能够胡栽赃，是不是？”靖大爷惦记着新社会的好：“你拿这穷人来说，可以退休，过去谁管你？过去谁他妈一天老吃白面。这生活提高了，不是好处啊？”可是不一会，靖大爷又狡黠地笑了，实话实说自己讲话不能亏心，学徒时代自个儿就开始享受了，有烧饼或炸油饼的，拿起来就吃。靖大爷总觉得，人这辈子，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不赖社会。他自有一套为人处事的道理：谁也甭自大，全是人，都是十个月怀胎，一样；靖大爷对动物也平等：都是一世，有什么区别呀？人有繁殖，动物也繁殖。人有夫妇，动物也有夫妇。靖大爷劝人要想得开，这么大个国家，哪能都对每个人的心思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佟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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