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案例都给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人们不难理解。而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大午农牧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即使企业运作正常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但仍因触犯刑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实在令人深思。

　　诱因2 急于做大弄虚作假

　　成为富豪，都有企业作后盾。企业越大，财产越多，身价才能越高。但是要做大企业，一步一步地做，不仅艰难，而且速度较慢。于是有的企业家就会急于冒进，表现得比较浮躁。在这种情形之下，有的企业家不惜弄虚作假，制造“泡沫经济”，追求“大跃进”，进行“豪赌”。万一赌赢了，皆大欢喜，但这种概率太小。大多赌输了，“大跃进”就变成了“大灾难”，富豪最终就成为了阶下囚。

　　比如欧亚农业的杨斌。当年曾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号称个人财富达75亿元，一时成为耀眼的富豪明星。然而，随着司法的介入，杨斌发迹的轨迹逐渐清晰起来。根据法院最终认定杨斌的犯罪事实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杨斌“发迹”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的轨迹：虚报注册资本成立公司———以“高新农业示范区建设用地”取得划拨用地并租赁部分土地———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开发“荷兰村”房地产项目等———通过行贿手段修改政府土地批复文件套取银行贷款———伪造金融票证编造虚假财务报告———谎报公司业绩骗取香港上市并提升股票价格———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

　　杨斌以上述手段，“成功”地“荣登”上了富豪榜。但时隔不久，他就因上述手段，最后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六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230万元人民币。杨斌控股的两家公司也分别构成单位犯罪，共被判处罚金600万元人民币。

　　杨斌的牢狱之灾，从法律方面来看，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为了做大企业，他一开始就虚报注册资本，这已经涉嫌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了。但在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在尚没有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新设企业真正的经济实力原本应该由企业真实的注册资本体现出来，而虚报注册资本就使企业面子上的实力远远地大于真实的实力。靠着这种浮夸起来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各方面的“青睐”，获得大项目以及各级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但同时却也使企业在资金运作上捉襟见肘。为了掩盖企业资金不足的事实，他只好继续作假甚至不惜采取伪造金融票证的手段包装自己，以获得新的资金来源。同时，为了减少支出，也就只有采用违规手段进行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于是，他只好再通过贿赂手段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为其违规行为大开绿灯。就这样，杨斌从开始涉嫌一项犯罪，发展到后来，就成为多项犯罪了。最终，杨斌就难免牢狱之灾了。

　　同样因急于做大而触犯刑法的，还有四川明星电力的周益明。周益明仅仅花了11万元的代价，就在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包装”下，成为身价高达27亿元的“超级富豪”，并与银行某些人员联手，上演了一出经典的“空手套白狼”大戏，成功的收购并入主上市公司“明星电力”，非法占有“明星电力”4.63亿元人民币和1074万美元。2006年，这出“空手套白狼”的大戏终于谢幕，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周益明无期徒刑。周益明从此走下富豪榜，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

　　急于做大对于作为富豪的企业家们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如果富豪们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把做大的希望建立在弄虚作假的基础上，那么富豪们与牢狱之灾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诱因3 官商勾结违法乱纪

　　在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难免有人不遵守经商之道，不择手段地谋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他们最典型的手段就是腐蚀某些官员，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最大利益。

　　这些人往往号称有很大的“背景关系”，在商业活动中得到一些部门或人员的特别“照顾”，所谓“生意”也往往在某个阶段或时期显得非常“成功”，有一段春风得意、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日子。可是，靠着违法乃至犯罪的手段支撑着生意，这样的日子终究是难以长久的。

　　如“江西奥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老板周雪华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

　　周雪华，原本是一名农民，花钱买了一个招工指标，被招收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并被聘为某粮库驻南昌办事处副主任、法人代表。如果不是遇到胡长清，周雪华也许还在继续平静地做他的生意，并不至于身陷囹圄。如果他把自己的精明都用在合法经营上，也许他还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然而，可惜的是，周雪华把自己的精明用错了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雪华在酒桌上结识了当时任省长助理的胡长清。这时候，周雪华谋划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了使胡长清成为自己生意上的“靠山”，周雪华以其过人的精明想法设法接近和讨好胡长清。他知道胡长清喜欢舞文弄墨，便投其所好，隔三差五跑到胡长清临时居住的宾馆，不是给他送上一些毛笔，就是给他送一些写字用的高级纸张，还陪他海阔天空地闲聊。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便摸透了胡长清的心理和爱好。他发现胡长清不仅贪财，而且贪色，于是便用金钱和美色很快俘虏了胡长清。

　　两年多时间里，周雪华一边要求胡长清帮忙解决自己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一边源源不断地向胡长清“进贡”，经法院查证认定的就有25次之多，计有人民币144万元，美元2.5万元，港币85万元及价值人民币65.056万元的贵重物品，包括白金钻石戒指2枚，白金钻石领带夹2只，黄金钻石手链1条，“劳力士”手表2块，“帝舵”手表1块，白金钻石耳环1对。

　　通过金钱做纽带，周雪华很快便与胡长清拉近了距离，甚至称兄道弟。为了进一步套牢胡长清，周雪华进而向胡长清送女人。带其及其情妇境外出游，为其情妇购买房子。

　　周雪华之所以这样不惜代价地“供奉”着胡长清，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意甚至前途都押在了胡长清的身上。他说，一是认识这样一个高级干部很不容易，送钱送物是想联络感情，不想失去这个关系；二是胡长清帮他办了不少事情，他以金钱表示感激；三是用钱铺路，相信胡长清会为他办更多的事情。

　　周雪华以违法犯罪为赌注，最终输得一塌糊涂。1999年8月胡长清被立案审查，周雪华也随即被拘留。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后，周雪华意识到自己的“靠山”倒了，于是趁着看押人员熟睡之际，盗得他人内装2000元人民币的钱包一只，跃窗后翻墙而逃，躲在乡下一村民家里藏匿。2000年6月17日凌晨，周雪华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2001年6月2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行贿罪、挪用公款罪、脱逃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周雪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此，周雪华不仅失去了他所有的生意和财产，而且失去了自己的人身自由。

　　周雪华和胡长清，最终以这样的结局结束了二人的关系，这可能是他们当初都没有料到的。我们很难说清究竟是周雪华把胡长清送上了刑场，还是胡长清把周雪华送进了牢房，但是官商勾结的结局，我们可以在本案中看得一清二楚。

　　近几年来国家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表明，一个贪官的背后往往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以身试法的企业老板。如成克杰与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原法人代表周坤、四川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与“福布斯”富豪王德军、广东南海亿元骗贷案落马的官员与广东南海“民企航母”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主冯明昌……

　　以上案例说明，官商勾结，无论官或者商哪一方案发，都必然带出另外的一方，“拔出萝卜带出泥”，以身陷牢狱，成为他们共同的归宿。

　　诱因4 公私不分侵占挪用

　　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明白，个人投入企业的注册资金，或者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赚取的利润，在企业没有清算之前或者没有进行利润分配之前，都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家的个人资金。同一老板参股或控股的许多企业之间，这家企业的资金也不能随便用做另一家企业的资金使用。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把企业资金错误地当作自己钱包里的资金，把民营企业错误地当作自己的金库，把下属这家企业的资金随便当做那家企业的资金试用，那么，就很可能遭遇牢狱之灾。

　　如广东金正集团老板万平。公诉机关指控万平涉嫌犯罪共有两宗事实：

　　第一宗是，2002年12月至2003年4月间，万平利用其为ST天龙总经理、ST天龙东莞分公司负责人、广东金正集团实际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以预付ST天龙东莞分公司上游供货商深圳市某公司材料货款的名义，逃避公司监管，擅自将天龙集团东莞分公司2700万元的资金挪用给广东金正使用，至今未还。

　　第二宗是，2002年底，持有东莞金正66.19%股权的股东杨明贵欲将其所持有的57.09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人万平，为购买杨明贵的股权，万平擅自决定挪用广东金正公司账户内资金用于个人支付杨明贵的购股款。从2003年1月至3月期间分五笔共计3209.9万元支付到杨明贵指定的账户。2003年4月3日，在付清杨明贵购股款后，万平在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挪用的资金至今未还。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既没有采纳公诉机关“挪用资金罪”的指控，也没有接受万平及其辩护人所作的无罪辩护，而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对万平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万平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回犯罪所得3209.9万元，返还广东金正公司。万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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