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一些特约评论员，马上就来听一听这些特约评论员的观点。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如果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早应该考虑到，哪些需要向公众解释清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和经济适用房卖给谁，像摇号这样一些制度的设置，就应该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应该向社会要智慧，而目前不是这样。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我们主体的参与，就是不要由政府自己单独做，要让社会公众，主要是让经济适用房的受众主体参与进来，他们参与进来了，所谓的暗箱操作，也就难以存在。第二就是经济适用房从建设到以后的分配，它的全过程应该公开透明，接受所有经济适用房主体和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另外一个，我们经济适用房到底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这种供求关系，我认为用一种排队的方式，是不是一种更理想的选择，就是我们给所有的经济适用房主体，一个合理的预期。我们根据一个条件得到的数据，然后排出队来，哪一个年龄层次的人，或者是多少年等待经济适用房的人，他可以在几年以后，毫无疑问地能够得到经济适用房。

　　主持人：刚才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楯特别强调了一点，其实要解决经济适用房领域当中的这些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我们应该向社会来要智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妨来听听两位评论员你们的智慧表达，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如何才能够让这些特例以后不再出现，让经适房更加地透明，更加地平等？

　　张鸿：向社会要智慧，首先要向社会公开所有的环节，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它公示了，我们发现了问题，那公示是好的，发现问题以后，你解释得不够到位，那就是你需要进一步地解释。我特别愿意以最善良的想法来想这个事，就是管理部门可能的确遇到了一个叫高明显的同志，这个同志可能的确是因为种种不好说出来的原因。

　　主持人：没有身份证。

　　张鸿：没有自己的身份证，所以我们用一个人性化的安排，然后相关的各个部门都同意了这样的一个安排，让他得到了这样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权，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非常感人。但是现在在我们一再要求故事这个真相的时候，起码管理部门应该告诉我们故事的梗概大概是什么，你可以不告诉我们高明显那个最隐私的那个东西，但是你要告诉我们梗概是什么，让我们也跟着感动一把，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它可能不光是高明显一个人的事情，他可能是一个故事会，就是这还有20多个人，他们的身份证……

　　主持人：在这当中还有其他的人。

　　张鸿：对，那这是不是都是一个一个感人的故事呢？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高明显们”，他们站出来，到太阳底下，告诉那四万多人说，我的确是适合申请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这样的人，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而且你这样做的话，也为相关主管部门洗清了“不白之冤”。

　　霍德明：不管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也好，它都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既然它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肯定跟市场是不一样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最重要的是执行者以及他的社会监督面能够配合在一起，而当社会保障制度它的这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堤，我们说有一句俗话叫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主持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