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吞》到《胆小鬼》:动词转换成了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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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吞》到《胆小鬼》:动词转换成了名词

2022年08月26日 04:38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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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s

  立秋虽过,酷热依旧,一部“视觉降温”剧送来的清凉可谓十分及时,改编自郑执小说《生吞》的网剧《胆小鬼》于本月播出。这部剧以青春+悬疑作为底色,多线叙事交替行进,天才少年秦理的命运沉浮,少女黄姝惨遭杀害的真相,以及他们与王頔、冯雪娇的校园经历逐渐显现。一桩桩命案背后,各主人公原生家庭之间,勾勒出上世纪东北转型的阵痛,还有那大背景裹挟下人性与情感的纠葛。

  从原著动词的书名换到名词的剧名,形容词的身影始终混杂在其中,东北的多义性得以彰显——它不再是和悬疑挂钩的简单背景衬托:凛冽寒风、绵延积雪有如生吞之势;小大之间、是非善恶又岂能一句说清呢?词语从不凝滞,生吞始终存在,冰冻了外面的景,融化了封存的青春记忆。

  荒寒东北:在地生发的黑与白

  正像《海上花》尽显沪上的浮华图景,《万箭穿心》之于江水分隔的武汉,《火锅英雄》里的热辣重庆,东北——特别是冬天的、夜晚的东北也催生了无尽的想象,成为构筑城市影视形象的参与者,悬疑叙事的宠儿,为黑色电影元素提供在地生发的土壤。

  简单来说,黑色的元素无外乎对社会黑暗面的捕捉与阴郁影像风格的呈现,经由侦察这一行为,揭示人性的纠结。无论是以哈尔滨为背景,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还是《无证之罪》中早已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李丰田”这一形象,黑色元素在此拥有了东北味表达。联系到郑执创作中对沈阳的参考,《胆小鬼》至少在影像表现层面,城市的界限在消弭,“东北”转为统一指称,共同为风格服务。

  气候是一种表征,冰冷的东北似是极好的隐喻,温度与前途命运在此连接,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关于人的何去何从。作为荒寒的产物,雪自然而然充当了一件顺手的道具。纯净的白色,亦是悲剧的底色,更是掩盖罪证的帮凶,就如鬼楼奸杀案所示一般。通过落寞的社会图景反衬,青春的鲜艳越发凸显。向下与向上,两种趋势的线条必有交汇,两相比较,落寂之情自然流露,仿若结局已然提前显现。

  《胆小鬼》设置新颖,落脚于“子一代”,同时兼顾父辈的刻画,杀人犯亦是慈父的秦大志,法与情兼备的冯国金,还有在真相、友情和现实间游荡的少年等角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不同个体的抉择。

  但瑕疵是客观存在的,影视化后,受众包括原著读者但不限于此,如何处理多线叙事成为关键问题。每集的时间线时常变动,时间碎片化分割,有些切换并无较强的剧情勾连。而且,剧本或是剪辑常常明显视为信息都是已知的,这就导致了部分观众观看时不明所以,久久不能进入剧情。

  再者,小说和影视虽有亲缘性,但又各具特点。改编这一行为实则是在两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文学性的描述如何在视听情境下更为具体恰当地呈现,以及节奏把控等问题都是可以商榷并改进优化的。

  别样青春:成年世界的过早染指

  相较于聚焦升学与校园青春书写的《小欢喜》《少年派》,关注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二十不惑》,《胆小鬼》的青春带了几分沉重,它无关乎目的,而是在夹缝中追逐本真。在接触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残酷之后,剧中的少年和少女仍尽力守护着心底的纯粹。

  作为杀人犯的儿子,秦理承受着父辈的污名,早早承担起照顾他人的责任;类似的,黄姝承受着母亲的污名,却依然心地善良、有所热爱;下岗潮中,王頔父亲依靠烤串谋生计,好在一家幸福美满;物质生活虽然丰盈,冯雪娇收到的更多关怀却是来自于隔辈的疼爱。四个人物身后,潜藏着四组家庭,个性足够典型,共性便得以彰显。

  这其中,每一位主人公的性格与家庭都算不上十全十美,于是,一个互补、互助的微缩共同体形成了。曾几何时,这段校园友谊坚不可摧,但根本上,在成年世界对少年纯真的过早染指使之分崩离析。

  青春的书写不只是伊甸园里萌发的情感,无病呻吟的痛楚,看似美丽的滤镜修饰,更应触及时代的脉搏。一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追溯大院时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折射彼时台湾的状况,《胆小鬼》以怀旧的质感追忆东北“下岗潮”,相较于众多浮于表面的同类作品已有所进步。

  集体瓦解为个体,“子一代”在耳濡目染中被迫早熟,校园、家庭、社会之间建起的分隔符随时随地都可能消失。看似相对纯粹的校园环境是个不错的喘息之地,有时候也会是校园暴力滋生的温床。“拟态社会”是中转站,却不会是终点站,相同际遇产生的惺惺相惜转眼间烟消云散,徒留记忆的存储器加以缅怀。

  立意之外,影视还应致力于真实感的塑造。单从青春形象的选角上看,妆造的少年感与演员的成熟度之间存在裂缝,纵使有街道、房屋的年代感加持,但大部头片段皆为演员的舞台,这就造成剧集在真与不真之间摇摆。横跨数年,在高中之后的成年时间线中,演员几无变化,透过外在形象,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无动于衷的内在,非言语的表现在此失真。可以说,在演员维度,成年世界染指青春本真又添新例证。

  “文艺复兴”:喜悲交融的文化记忆

  世纪交接前后,借由春晚舞台和传媒发展,东北喜剧产出了《卖拐》《马大帅》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塑造中,不知不觉,东北人和幽默的特质挂上了钩,地域文化输出可谓十分成功。

  近些年来,乘着“东北文艺复兴”的热浪,人们对东北又有了新维度的认知。《钢的琴》《盘锦豹子》插科打诨式的鲜活语言,《锤子镰刀都休息》中的荒诞生活为观众与读者展现了何谓“苦中作乐”。

  喜剧的底色终究是悲剧,从喜转向悲,或是喜与悲交融的表达,东北人善于调节情绪的智慧可见一斑。不变的是,这片土地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创作者对现实的永恒关注。

  2019年,伴随着《野狼Disco》的大火,董宝石提出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除去同属音乐界的“二手玫瑰”,东北的“复兴”在脱口秀、影视、小品等领域遍地开花,文学界更是推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即双雪涛、郑执和班宇。

  有别于传统作家,三位沈阳籍作家在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兼顾上寻求到不错的平衡点。他们不仅得到了著名文学期刊(如《收获》)的认可,而且受到文化资本的青睐。譬如,双雪涛《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生吞》和《仙症》等作品已先后被影视化改编。

  从接地气的“黑土地美学”再到如今失落与不甘情绪的记录,地域阻隔不断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怀旧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乡愁,特殊性中潜藏的普适性真情,通过东北特有的爽朗的语言表达倾泻而出,因此富有了无限生机。

  现实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从记忆中搜寻到的。荒芜里崛起的“复兴”,究竟是值得高兴,还是应一如从前感伤?三言二语的确难以理顺。不可否认,在大众文化记忆的构建中,东北及其产出的作品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生猛的东北,生成了无数实体的废墟,生吞了无数记忆。但只要没有遗忘,精神之维依然存活着一个鲜活的东北,那不光是对往昔辉煌的表层迷恋,更还有对温度塑造的奇迹加以缅怀——在工业机器的冰冷和荒寒气候的夹击下,升腾起人的温度。

  经历过而又回不去的,到头来都成了宏观的“故乡”,回忆之姿顺势成为情感的慰藉,余韵悠长,供人回味。

【编辑: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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