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