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开始传递情报 复员时才穿上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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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开始传递情报 复员时才穿上军装

2022年08月01日 01:42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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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昌平区,杨启俊站在家门前。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杨启俊

  1931年出生在昌平县(现北京市昌平区)。

  1942年,年仅11岁的杨启俊加入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处第四分队,在门头沟、张家口一带扮作“小叫花子”传递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启俊复员回村。解放战争期间做过地下交通员。

  新中国成立后,杨启俊先后在华北文工团、昌平电影队工作。2000年退休。

  杨启俊的背已经弯曲了。有人来拜访,他戴上那顶有两颗扣子的八路军军帽,穿上八路军军服,早早等着。拍照时,他会努力挺直腰背。

  80年前,当时只有11岁,个子矮小的杨启俊和两个差不多大的搭档穿着破旧的衣服,装扮成“小叫花子”,来到敌人的据点,在一块块石头下面寻找标记,找到藏着的鸡毛信。之后徒步翻山越岭,将信件送回后方。

  他那时候还太小,没有打过枪,不算真正上过战场。但为了传递情报,在敌人的威逼下也没透露自己的身份;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头顶擦过,血渗出来,情势紧急,只能抓把土止血。杨启俊说起这些经历时,云淡风轻。

  扮作小叫花 智送鸡毛信

  新京报:你在1942年加入了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队第四分队,此前有上学读书吗?

  杨启俊:没有。我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当时还是昌平县,日本人要我们每家出一个人做苦工,我母亲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我父亲和一个姐姐,父亲要做农活,做苦工的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替日本人垒大墙,挖大坑,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日本人不管饭,早上从家里带个玉米面窝头,中午吃,顶一天。稍不如意,干得慢一点,日本人的鞭子就下来了。

  新京报:你是怎么加入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队第四分队的?

  杨启俊:我父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八路军偶尔来我们家过夜,他们觉得我还不错,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当兵。我当然是愿意的,不愿意再给日本人干苦力。我爸有些犹豫,我们家就我和我姐两个孩子。后来是我们一块儿给我爸做思想工作,他点头了。

  新京报:你当时主要做什么?

  杨启俊:我是刘仁(原名段永鹬,1941年,晋察冀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刘仁为城工委委员之一,领导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勤务兵,但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那就是搞情报。

  地下党侦查出敌方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炮,写成小纸条,折好,紧急的上面就插上鸡毛,就是常说的鸡毛信。我们就负责到提前约定好的地方去取,然后把情报送到后方。

  取情报的都是一群小孩,和我差不多大,为便于伪装,每三个人分为一组。当兵那四年,我没穿过军装,就是“小叫花子”打扮,但我们穿的鞋是有讲究的,鞋底用红绳扎出三个红点,怎么磨都磨不掉,有的党组织靠这个来辨认我们的身份。鞋里上面割了个小口藏情报,再安个子母扣,防止被搜查时情报掉出来。

  “子弹从我的头顶擦过”

  新京报:传递情报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过吗?

  杨启俊:有一次我们从宣化拿到情报回张家口的路上,让日本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小八路”,把我们全身搜遍了,让我们脱鞋的时候,我是真害怕。

  好在最后没搜出来,日本兵把我们锁在厕所里,只给喝水,不给吃东西。我们中的一个人比较聪明,趁日本兵没注意,在厕所里转头把信拿出来吞到肚里了。三天后来了一个翻译官,不知道他们怎么交涉的,把我们给放了。

  新京报:你头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杨启俊:因为情报毁掉了,我们不甘心,我说上东山坡去瞧瞧,打探敌军的情况。

  我们趴在山坡上,突然几声枪响,当时我们三个中有一个东北来的,比我大三岁,长得高,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下了。

  我比较矮,一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去,擦出血了。我和剩下的那个伙伴,直接被吓哭了,但也赶紧止住了,不能哭,我们得赶紧跑,活命!

  新京报:牺牲的人多吗?

  杨启俊:我们小队当时一共是21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牺牲了七八个人,有的是被日本兵发现身份后,直接拿刺刀挑死的。

  新京报:当时部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战?

  杨启俊:我们住的地方不确定,开始在门头沟一带,后来转移到张家口、太原。每次都是晚上偷偷转移的,有时候一宿得走80里地。

  有时候就住在庙里、山里,没吃的我们就上山找野菜,可以吃三天。一两天吃不上东西的时候也有。

  有时候住在地下党员家中,趁着黑天去,再趁着黑天离开,那时候能吃得好一点,吃得最多的就是豆干饭。

  “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荣誉”

  新京报:你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就复员了?

  杨启俊:对,抗战胜利后,有个要求是让老少病残复员,我属于少的。我们当兵的时候,没穿过军装,回家前,发了五件,我到现在都还在穿。

  复员后,解放战争期间,我也在流村地区当过交通员,帮解放军从北京城里运手枪、机关枪出来。冬天,买大白菜,切开后,掏出心,把手枪藏里面,再把白菜接好,泼上水冻上。马车两边的木板里面掏空,藏大的机关枪。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你从事什么工作?

  杨启俊:当时我去了刚刚成立的华北文工团,之后,回到昌平电影队放电影,当时放《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还放过《英雄小八路》《红孩子》。也有一些部队找我,请我给他们讲讲我当小八路时候的经历。

  从电影队退下来之后,我在乡里工作,一直到2000年,我69岁的时候,才没有再工作。

  我现在是吃穿不愁,政府给我补贴,每年还有卫生部门上门检查身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新京报:2019年,你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杨启俊:我是在群众游行的第六个花车上,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荣誉。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也去了,那时候我是坐在广场上看。

  老八路越来越少了,我们村有42个在抗日战争时候当兵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在战场上,我能侥幸活下来,能活着看到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发展到现在这么强盛,我很知足。

  新京报:你有什么心愿吗?

  杨启俊:我希望等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还能参加庆典活动。

  在战场上,我能侥幸活下来,能活着看到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发展到现在这么强盛,我很知足。 ——杨启俊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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